那辆挂着上海牌照的吉普车，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，彻底蒸发了。
连带着一起消失的，还有那批原本谈好的后续化纤边角料。
三天。那个自称“浦东老克勒”的倒爷，整整三天没接电话。
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。
最要命的是，当我们拿着验收单去百货大楼财务科结那尾款时，财务科长老刘正端着那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“没钱。”
两个字，干脆得像是在吐瓜子皮。
“刘科长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见货结款。”我压着火，把那张盖了鲜红公章的合同拍在桌上。
老刘终于抬起头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，指了指窗外：“小苏啊，不是我不给。你去看看，县农机厂欠我们三万，我们欠市供销社两万，市里又欠着下面的化肥厂……这就叫‘三角债’。这年头，大家手里都在转空圈，谁也没见着现钱。等着吧，等农机厂把拖拉机卖出去，我就给你结。”
红星厂那个炉子每天光吃煤就要烧掉十几块钱，七个嫂子加上赵瘸子，每天张嘴就是要吃饭。
回到厂里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上气。
晚饭的点，食堂里静得只有咀嚼声。
我走进去，看见赵瘸子正蹲在灶台边，手里捏着半袋面粉。
那是最后的一点存货了，他没舍得全用，掺了一大半粗玉米面，蒸出来的窝头硬得能砸死人，颜色黄得发黑。
“苏干事，吃一个。”赵瘸子把一个还算热乎的窝头递给我，手上全是煤灰，“这是特意给你留的，没掺那玉米芯子。”
我接过那个窝头，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。
角落里，缝纫机的哒哒声还没停。
林秀云背对着我，正在裁剪一件暗红色的呢子大衣。
那是她的嫁衣。
当年她男人牺牲，她都没舍得把这件衣服拿出来穿一回。
现在，那把剪刀正无声地在那上好的料子上游走，把它变成一个个童装的袖筒和领口。
“秀云嫂子。”我走过去，按住她的手。
她手一抖，剪刀差点戳到手指。
她没回头，声音很闷：“苏干事，这料子厚实，能做出三件童装大衣。我都算好了，用来补那批残次品的窟窿，刚好。”
她没哭，也没抱怨。这种沉默的牺牲，比任何歇斯底里都让我难受。
这厂子不能死。
我转身冲进那间临时办公室，一把拉开抽屉，翻出那本《1982年县委常务会议纪要》。
脑子里的“档案馆”疯狂运转，最终定格在一条不起眼的信息上——1983年1月，《经济日报》内参报道：福建石狮，民间布料交易活跃，港台走私布匹与国营积压库存混杂，形成地下集散地。
那里有货，而且不要票。
但去福建，不仅要钱，还要介绍信，还要路条。
我撕下《会议纪要》最后那张带着“松岭县委办公室”红色抬头的空白信笺，拔开钢笔帽，手有些抖。
“兹介绍我县军民共建协调小组苏砚同志，前往福建考察乡镇企业发展经验，请沿途军警予以放行……”
这是伪造公文。在这个年代，抓住了就是死罪，起步十年大牢。
“啪！”
一只粗糙的大手猛地按在信纸上，力道大得差点把桌子压塌。
“你疯了？”厉野站在我身后，那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吓人，“私刻公章就算了，你现在还要伪造县委公函？苏砚，你是嫌自己活得太长，还是觉得那个姓周的抓不住你的把柄？”
“那你有更好的路子？”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盯着他，“百货大楼那边就是个无底洞，钱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上海线断了，要是三天内没有新原料下锅，嫂子们就得停工，赵瘸子就得去讨饭！你去看看食堂，看看林秀云剪的是什么！”
厉野沉默了。
他的胸膛剧烈起伏，那是被逼到绝境的野兽才会有的喘息。
半晌，他慢慢松开了手，从贴身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、已经被汗水浸得发黄的纸片。
“我去。”
他把那张纸拍在桌上。
我拿起来一看，是一张从烟盒上撕下来的硬纸壳，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：欠厉排长一条命。
落款是：福建晋江民兵大队，陈阿水。
时间是1979年。
“这是自卫反击战的时候，我从雷区里背出来的一个兵。”厉野的声音很低，带着一股子烟草味，“他是石狮本地人，据说家里就是搞走私布料的。只要这人还活着，这账他就得认。”
我捏着那张纸片，手指发烫。
“你这是去赌命。”
“你造假公文是送死。”厉野从我手里抢过那支钢笔，在那张空白信纸上画了个叉，“我去，就算回不来，我也只是个跑江湖的流氓，牵连不到你这身官皮。只要你在县里顶住，我就能在那边撕开个口子。”
这确实是唯一的办法。
这一夜，红星厂没人睡觉。
厉野把赵瘸子拉到锅炉房，从炉底掏出一把黑得发亮的煤灰，倒进半瓶胶水里搅拌成糊状。
“听着，”厉野把那一坨黑乎乎的东西抹在仓库的出入库记录本上，“要是有人来查原材料来源，就说这几页被雨水泡烂了。这煤灰胶水干了以后跟霉斑一模一样，神仙也看不出来。”
他又转头看向林秀云：“嫂子，如果有人问起那些布料，你就咬死了说是全县军属凑出来的旧衣服改制的。咱们是‘废物利用’，不是‘投机倒把’。”
我坐在办公桌前，笔尖在纸上飞快摩擦。
我在写一份《关于请求省军区协调解决军属生产原料困难的紧急报告》。
这不是给现在的，是给未来的。
一旦厉野失联超过五天，我就要把这封信寄出去，哪怕是用“政治讹诈”的方式，也要逼马副参谋长出面保人。
凌晨三点，外面飘起了雪花。
厉野背着一个褪色的军用挎包，那是他唯一的行李。
“王秘书明天早上会‘恰好’路过火车站。”我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，把那枚早就准备好的、刻着“特派员”字样的假印章塞进他手里，“他会看到我正在送以前的战友回乡探亲。记住，你不是去做生意，你是去‘探亲’。”
厉野咧嘴一笑，露出那颗尖锐的虎牙：“放心，老子当年摸进越军指挥所都没眨眼，几个倒卖布料的小贩还能吃了我？”
他转身消失在风雪里，没有回头。
接下来的三天，我像个幽灵一样守在县委值班室。
每一声电话铃响，我的心脏都会猛地缩紧。
直到第四天凌晨，那个期待已久的铃声终于刺破了死寂。
“喂。”
听筒里全是滋滋啦啦的电流声，那是长途线路特有的噪音。
“是我。”厉野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，嗓子哑得像是吞了沙砾，但透着一股子难以掩饰的亢奋，“货搞到了。两吨涤纶废丝，还有五百米的确良。”
我紧紧攥着听筒，指关节泛白：“怎么搞到的？”
“那个陈阿水还算仗义，带我钻了三个地下布市。”厉野顿了顿，语气沉了下来，“不过，这批货没要现钱，赊的。条件是三个月内，我们要用成衣抵债。利滚利，算下来这笔债滚到了八万。”
八万。
在这个万元户都能戴大红花的年代，这是一笔能压死人的巨款。
“还有，”厉野的声音压得更低了，“回来的路上，在鹰潭车站碰上便衣查车。我这批货量太大，没法藏。”
我呼吸一窒：“你怎么脱身的？”
“我把那枚‘特派员’的章盖在了货箱上，跟那个便衣说，这是省军区后勤部在南方搞的‘战备物资调研样本’。那小子被我这身军装和那股子兵痞气给唬住了，没敢细查。”
我闭上眼，几乎能想象出那个画面：厉野站在昏暗的站台上，面对盘查的枪口，面不改色地扯着弥天大谎，后背恐怕早就湿透了。
“做得好。”我长出了一口气，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，“只要货到了，八万就八万。咱们做这八万块的生意。”
挂断电话，手心全是冷汗。
我拉开抽屉，想要拿根烟，手指却触碰到了一份刚刚由市里机要员送来的加急密函。
那上面的火漆还没拆，但我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。
前世的记忆告诉我，就在这一周，市革委会正式成立了“打击投机倒把联合调查组”。
而那个组长，正是周振国在部队时的老首长，出了名的铁面判官。
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。
厉野的货车正在北上，而调查组的吉普车恐怕也已经发动了。
我必须在他们两头碰面之前，把这批“黑货”洗白，变成全县都要抢着要的“香饽饽”。
我的目光落在了墙上的那张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分布图上。
敬老院、农机站、林业局……这七家单位，每一家都需要过冬的棉衣，每一家都有那么一点“预付款”的额度。
如果能把这七家单位的订单串起来……
我推了推眼镜，镜片上反射出一丝冰冷的光。
既然已经是八万块的债了，那就不妨把盘子做得更大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