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卷 万历盛衰 明末悲歌（第74-82章）
第七十四章 居正辅政，考成定纲，吏治革新
隆庆六年五月，明穆宗朱载坖驾崩于乾清宫，享年三十六岁。这位在位仅六年的帝王，虽在位后期沉迷后宫、疏于理政，却凭借隆庆新政的余威，让大明吏治清明、国库充盈、边防稳固，为后续万历朝的鼎盛奠定了坚实基。穆宗临终前，召内阁首辅高拱、次辅张居正、太傅高仪入乾清宫托孤，将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托付三人，再三嘱托“尽心辅佐，匡扶幼主，守大明江山，护百姓安宁”。
彼时朝堂暗流涌动，高拱以帝师、首辅之尊，独揽朝政大权，刚愎自用，目中无人，视幼帝万历与李太后为无物，朝堂上下敢怒而不敢言；张居正蛰伏多年，深谙权谋，兼具经天纬地之才，早已不满高拱专权；李太后出身名门，聪慧果决，一心想护住儿子的皇权，三方势力的矛盾，一触即发。高拱自持权倾朝野，放言“十岁太子，如何治天下”，此言传入李太后耳中，震怒不已，当即联合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，定下计策，罢黜高拱。
数后，万历帝在奉天殿举行朝会，冯保当众宣读太后懿旨与幼帝圣旨，历数高拱“专权乱政、藐视皇权、擅权妄为”三大罪状，下令罢黜其内阁首辅之职，贬为庶民，即刻遣送回籍。高拱猝不及防，当场瘫倒在地，百官噤若寒蝉，无人敢为其求情。高拱离京之，凄凄惨惨，无一人相送，这位锐意改革的首辅，终究因性格刚愎，落得黯然离场的下场。
高拱倒台后，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，兼管吏部，总揽朝政大权，冯保执掌司礼监，李太后垂帘听政，形成“太后主政、居正辅政、冯保协理”的权力格局，十岁的万历帝潜心求学，朝政大权尽落张居正之手。张居正身负托孤重任，又怀治国抱负，深知大明历经嘉靖、隆庆两朝，虽有新政复苏，却仍积弊深重：吏治涣散、官员推诿扯皮；财政空虚、国库入不敷出；边防虽稳、却暗藏隐患；民生凋敝、豪强兼并依旧。掌权之后，张居正雷厉风行，以“雷霆手段，行帝王之术”，推行万历新政，而新政的核心基，便是考成法，以严苛制度整肃吏治，为后续改革扫清障碍。
在此之前，大明官员考核形同虚设，三年一考、六年一察的制度，早已沦为形式，官员们尸位素餐、，政令下达后，层层推诿，往往石沉大海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张居正深知，吏治不清，则改革难行，遂于万历元年，上奏万历帝与李太后，推行考成法，奏折中言“盖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；不难于听言，而难于言之必效”，字字切中要害，得到李太后与万历帝的全力支持。
考成法的核心，在于“立限考事、以事责人、层层追责”，张居正将全国各级衙门的政务，尽数梳理分类，明确每项政务的完成时限、具体责任人，立下三本账簿，逐一登记造册：一本交由六部等中央衙门留存，作为政务执行的依据；一本送内阁备案，由内阁总览督查；一本送司礼监，由冯保配合内阁核查，三方相互制衡，相互监督，杜绝。
为确保政令畅通，张居正定下“六科稽查六部，内阁稽查六科”的层级追责制。六科给事中，原本是辅助皇帝监察六部的官员，张居正扩大其职权，要求六科每核查六部政务执行进度，凡逾期未完成者，即刻上报，如实弹劾；内阁则每月核查六科的稽查情况，凡六科徇私包庇、隐匿不报者，严惩不贷。从中央六部到地方州县，形成了“内阁-六科-六部-地方”的完整督查链条，政令一出，层层落实，无人敢推诿懈怠。
考成法还细化了考核标准，将官员政绩分为“优、良、中、差”四等，考核结果直接与官员的升迁罢黜挂钩。凡考核优等者，破格提拔，哪怕是七品县令，只要政绩卓著，可直接擢升为四品知府；考核良等者，留任原职，等待晋升；考核中等者，罚俸一年，限期整改；考核差等者，即刻罢官，永不叙用。同时，张居正明确规定，官员的考核，以“民生政绩”为核心，粮食收成、流民安置、赋税缴纳、水利修缮等，皆为硬性指标，而非空谈道德、虚写文书，从源上杜绝了官员“纸上谈兵、弄虚作假”的陋习。
为推行考成法，张居正铁面无私，不徇私情，哪怕是自己的门生故吏，违反考成法，也绝不姑息。他的门生刘台，时任辽东巡按御史，因延误军情上报，被考成法追责，张居正不顾师生情谊，当即上奏弹劾，将刘台罢官贬谪，流放三千里。此事一出，朝野震动，百官深知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决心，再也不敢轻视考成法，纷纷尽心履职，政令执行效率大幅提升。
短短两年时间，考成法便成效卓著：全国积压数十年的政务，尽数清理完毕；地方官不敢再拖延赋税，国库征收的赋税，较隆庆朝翻了一倍；流民安置、水利修缮等惠民举措，皆按时落地，百姓安居乐业；昔推诿扯皮、贪腐成风的官场，焕然一新，人人各司其职，吏治清明之象，远超弘治、隆庆两朝。
考成法的推行，为张居正后续的一条鞭法、边防整顿、民生改革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彼时的张居正，权倾朝野，深得李太后与万历帝的信任，朝野上下无人敢与之抗衡，他凭借过人的才与铁腕手段，一步步将万历新政推向高，大明王朝，迎来了继永乐盛世、弘治中兴之后，最后的鼎盛荣光。可张居正的铁腕专权，也为后万历帝亲政后的清算，埋下了隐患。
第七十五章 一条鞭法，财税革新，国库充盈
吏治清明之后，张居正将改革重心转向财税，推出了影响大明百年国运的一条鞭法。彼时大明的财税制度，积弊深重到了极点：明初推行的两税法，历经两百余年，早已名存实亡，田赋、徭役、杂税名目繁多，豪强地主勾结官员，瞒报田产、逃避赋税，将沉重的负担尽数转嫁到贫苦百姓身上；徭役更是混乱不堪，按户摊派，富户可花钱免役，贫户则被迫弃农服役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田地荒芜；财税征收层层盘剥，地方官中饱私囊，朝廷实际征收的赋税，不足百姓缴纳的三成，国库常年空虚，难以支撑边防、赈灾等庞大开支。
万历二年，张居正命户部清查全国土地，以考成法为依托，严令各地州县丈量土地，清查隐田、废田，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恶行。此次清丈土地，规模之大、力度之严，前所未有，张居正派遣亲信御史分赴各省，坐镇督查，凡敢瞒报田产、抗拒清丈者，不论官职高低、身份贵贱，一律严惩不贷。江南豪强地主势力最为庞大，他们勾结地方官，拒不配合清丈，张居正得知后，当即下令将江南十余名涉案知府、知县罢官斩首，抄没家产，豪抢地主见状，心惊胆战，纷纷主动上报田产。
历时三年，全国土地清丈完毕，查实全国耕地面积较嘉靖朝多出三百万顷，其中绝大多数，皆是豪强地主隐匿的良田。张居正下令，将清查的土地尽数登记造册，按亩征税，从源上杜绝了富户逃税、贫户多缴的不公现象，为一条鞭法的推行，扫清了核心障碍。万历五年，张居正上奏万历帝与李太后，正式推行一条鞭法，作为大明统一的财税制度，通行全国。
一条鞭法的核心，在于“化繁为简、赋役合一、按亩征税、白银缴纳”，其具体举措，详尽且贴合大明国情，兼顾朝廷与百姓利益，极具革新性。其一，赋役合并，将明初以来的田赋、徭役，以及杂税、苛捐，如盐税、茶税、矿税、力差、银差等，尽数整合为一项，统一征收，不再分开核算，彻底终结了“赋役繁杂、百姓无所适从”的乱象，百姓只需缴纳一次赋税，便可免除各类苛扰。其二，按亩计征，废除以往按户、按丁摊派徭役的旧制，改为以田亩为核心征收依据，田多者多缴，田少者少缴，无田者免缴，极大地减轻了贫苦百姓的负担，也让豪强地主无法再凭借特权逃避赋税，实现了“税均田亩，公平合理”。
其三，计亩征银，这是一条鞭法最核心的创举。此前大明赋税，以实物缴纳为主，百姓需缴纳粮食、布匹、丝绸等，运输成本极高，且易损耗，地方官也常借机刁难，克扣实物。张居正下令，全国赋税统一征收白银，百姓可将粮食、布匹等物产变卖为白银，再缴纳赋税，既简化了征收流程，又降低了损耗，更契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。同时，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，了江南手工业、商业的蓬勃发展，为大明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其四，官收官解，废除以往“民收民解”的赋税征收方式，改由官府统一征收、统一解运至国库，杜绝了地方乡绅、胥吏从中盘剥、克扣赋税的弊端，确保朝廷能足额收取赋税，充盈国库。
为确保一条鞭法落地执行，张居正依托考成法，立下严苛的追责制度，要求各地州县严格按照新税制征收赋税，每月上报征收进度，六科与内阁层层督查，凡有擅自增设税种、多征赋税、拖延解运者，一律以贪腐论处，轻则罢官，重则斩首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，百姓对白银缴纳赋税接受度极高，一条鞭法推行极为顺畅，赋税征收效率大幅提升；北方百姓以农耕为主，变卖粮食换银不便，张居正便下令各地设立官办粮行，平价收购百姓余粮，兑换白银，解决百姓缴税难题，兼顾了南北差异。
一条鞭法推行后，成效立竿见影，大明的财税状况得到了本性扭转。万历六年，国库赋税收入较隆庆朝末年翻了两倍，白银储备多达七百万两，粮食储备足够全国百姓食用五年；豪强地主再也无法逃避赋税，被迫如实缴纳，贫苦百姓负担大幅减轻，流离失所者渐减少，纷纷返乡垦荒，全国耕地面积逐年增加，农业生产愈发繁荣；商品经济因白银的广泛流通而飞速发展，江南的苏州、杭州、松江，广东的广州，福建的漳州，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商业重镇，丝绸、青花瓷、茶叶远销海外，西洋白银源源不断流入大明，形成了“商贾云集，货物山积，财源广进”的盛世景象。
除了财税革新，张居正还推行“节流”之策，缩减宫廷开支，裁汰宫廷冗员，将万历朝初年的宫廷开支，从嘉靖朝的每年数百万两，缩减至一百万两以内；同时，严令宗室、勋贵不得擅自索要俸禄，不得兼并土地，削减宗室藩王的岁禄，极大地减轻了国库负担。在张居正的“开源节流”之下，万历朝初年，国库充盈，府库有余，为边防整顿、水利修缮、民生治理，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撑。
彼时的张居正，意气风发，改革举措节节胜利，大明王朝国力蒸蒸上，万历盛世的雏形已然显现。可他的改革，触动了宗室、勋贵、豪强地主的核心利益，这些势力暗中勾结，伺机反扑；而年幼的万历帝，在张居正的严格管教下，虽潜心求学，却也渐渐滋生出对张居正的敬畏与不满，君臣之间的裂痕，悄然滋生。
第七十六章 整饬边防，名将戍边，固我河山
万历新政推行后，吏治清明，国库充盈，张居正得以将精力转向边防，提出“外示羁縻，内修守备”的边防策略，一面以和平手段安抚周边部落，一面整饬边军、修筑防线、重用名将，打造固若金汤的大明边防，彻底终结了嘉靖、隆庆两朝“鞑靼南下、倭寇侵扰”的边患乱象，守护了大明江山的疆域完整。
彼时大明的边防，虽经隆庆朝整顿，北方有隆庆和议维系和平，东南倭寇基本肃清，却仍有诸多隐患：北方鞑靼部落虽受封顺义王，却时有小股骑兵南下劫掠；辽东女真各部渐渐崛起，相互攻伐，暗藏威胁；西北土司叛乱频发，边疆不稳；东南沿海虽无倭寇，却有西洋殖民者窥探，澳门一带已然有葡萄牙人盘踞，虎视眈眈。张居正深知，边防乃国之基，唯有强军固边，才能长治久安，遂调拨充足国库钱粮，全力支持边防建设，重用戚继光、李成梁、王崇古、方逢时等一众名将，分镇四方，各司其职。
北方九边重镇，是大明抵御鞑靼的核心防线，张居正将最得力的将戚继光调往蓟州，担任蓟州总兵，镇守东起山海关、西至居庸关的千里防线。蓟州乃京师门户，战略地位至关重要，此前鞑靼多次从此突破，直北京。戚继光到任后，依托张居正拨付的巨额军饷，大刀阔斧整顿边军：裁汰老弱残兵，选拔精壮之士入伍，组建精锐骑兵与步兵；严明军纪，制定严苛的军规，凡临阵脱逃、克扣军饷者，一律斩首示众；革新军械，大量制造鸟铳、佛郎机炮等火器，配备给边军，提升军队战力；更开创性地修筑空心敌台，在长城沿线，每隔三里修建一座敌台，台高三丈，中空可驻守士兵，储存粮草、军械，敌台之间相互呼应，可攻可守，形成了一道立体的防御体系。
戚继光还结合蓟州地形，训练出一套专属的“车步骑协同战术”，战车抵御骑兵冲锋，步兵持火器近战，骑兵迂回包抄，三者配合默契，战力强悍。万历三年，鞑靼小王子率领数万骑兵南下，侵扰蓟州，戚继光率军出战，依托空心敌台与车步骑战术，大败鞑靼骑兵，斩数千人，缴获战马万余匹。经此一役，鞑靼再也不敢轻易侵扰蓟州，京师门户得以稳固。张居正得知捷报，大喜过望，上奏万历帝，擢升戚继光为太子太保，赏赐无数，以示嘉奖。
辽东地区，女真各部势力渐强，相互攻伐，时常侵扰大明边境，张居正任命李成梁为辽东总兵，镇守辽东。李成梁勇猛善战，极具谋略，到任后，一改以往“被动防御”的策略，采取“主动出击、以战止战”的方针，对侵扰边境的女真部落，重拳打击，绝不姑息。他整顿边军，打造出一支精锐的“辽东铁骑”，骑兵个个骁勇善战，装备精良，堪称大明边军第一精锐。万历二年至万历八年，李成梁率军先后出击十余次，大败女真王杲、王兀堂等部落，斩敌军数万，将女真部落的势力死死压制在辽东以北，不敢南下半步。
为了制衡女真各部，李成梁还采取“以夷制夷”之策，扶持弱小部落，打击强势部落，让女真各部相互牵制，无力统一。彼时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，势力弱小，李成梁便对其多加扶持，给予粮草、军械支持，努尔哈赤凭借李成梁的扶持，渐渐统一建州女真各部，为后的崛起埋下伏笔。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余年，大小战事数十场，未尝一败，威震辽东，鞑靼、女真皆闻风丧胆，辽东边境数十年无大规模战事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张居正称赞其“边帅第一，功盖古今”。
西北边疆，宁夏、甘肃一带，土司叛乱频发，蒙古部落也时常入境劫掠，张居正任命王崇古为三边总督，统筹西北边防。王崇古延续“隆庆和议”的怀柔策略，对蒙古部落晓以利害，重申互市约定，凡遵守盟约、不侵扰边境者，可自由参与互市，换取茶叶、布匹、粮食；对叛乱土司与桀骜不驯的蒙古部落，则果断出兵围剿。万历四年，蒙古河套部落侵扰宁夏，王崇古率军迎战，大败蒙古军，斩部落首领，随后招抚残余部众，安置在边境，编入户籍，从事农耕，既削弱了蒙古部落的战力，又充实了边境人口，西北边防渐稳固。
东南沿海，张居正命福建总兵戚继光、广东总兵俞大猷，继续清剿残余倭寇，同时加强海防建设，抵御西洋殖民者。戚继光在福建沿海修筑卫所，增设战船，训练水师，配备佛郎机炮，大明水师战力大幅提升；俞大猷则在广东沿海肃清海盗，打击与西洋殖民者勾结的奸商，严禁私自与西洋人贸易。彼时葡萄牙人盘踞澳门，每年向大明缴纳租金，张居正下令，严格管控澳门，设立海关，征收关税，凡葡萄牙人敢作乱者，即刻驱逐，葡萄牙人见大明海防森严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乖乖臣服，东南沿海得以安宁。
除了重用名将、整饬边军，张居正还完善了边防后勤保障体系。他依托考成法，严令地方官府按时足额输送粮草、军械至边关，杜绝克扣、拖延；在边境设立军屯，让士兵战时打仗，闲时垦荒，自给自足，既减轻了国库负担，又保障了军粮供应；同时，提高士兵军饷待遇，普通士兵的军饷较隆庆朝翻了一倍，将士们军心大振，士气高昂，愿为大明效死力。
在张居正的统筹与名将们的戍守下，万历朝初年，大明边防固若金汤，北拒鞑靼，东镇女真，西平叛乱，南防海寇，四方安宁，疆域稳固。彼时的大明，国力鼎盛，军力强悍，周边诸国皆遣使朝贡，俯首称臣，重现了永乐朝的天朝上国威仪。可张居正的铁血治军，也让边将权力渐庞大，李成梁在辽东的威望，堪比一方诸侯，为后辽东局势的动荡，埋下了隐患；而年幼的万历帝，看着张居正权倾朝野，掌控军政大权，心中的敬畏，也渐渐转为忌惮。
第七十七章 帝师严苛，君臣生隙，居正威权
张居正既是内阁首辅，更是万历帝的帝师，自万历帝登基之起，李太后便嘱托张居正，既要辅佐幼主治国，更要悉心教导幼主成才，务必将其培养成一代明君。张居正感念托孤之恩，又身负天下之望，对万历帝的管教，严苛到了极致，饮食起居、读书学习、言行举止，皆有严格规制，容不得半分差错。可这份严苛，在万历帝心中，渐渐从敬畏转为抵触，君臣之间的裂痕，渐加深，而张居正的无上威权，也让朝野上下暗流涌动，非议渐起。
万历帝登基时年仅十岁，正是贪玩好动的年纪，张居正为其制定了严苛的讲学制度，每凌晨五点便要起身，前往文华殿早读，诵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等儒家经典，午时短暂休憩后，下午学习帝王之术、历朝典章制度，傍晚还要批阅奏折副本，学习理政，每学习时长远超常人，无一懈怠。但凡万历帝读书走神、背诵出错，张居正便会厉声斥责，毫不留情，哪怕是太后求情，也绝不姑息。一次，万历帝背诵《论语》时，将“色勃如也”误读为“色悖如也”，张居正当即厉声喝道：“陛下错矣！当读勃，非悖也！”声音洪亮，震彻文华殿，万历帝吓得浑身发抖，面如土色，左右太监宫女皆不敢出声。
除了读书学习，张居正对万历帝的言行举止、品德修养，要求更是严苛。他严禁万历帝沉迷玩乐，废除了宫中所有的鹰犬、歌舞、角抵之戏，将万历帝身边贪玩的太监尽数调走，换成老成持重、精通诗书的伴读；凡万历帝有奢侈之举，张居正便会即刻进谏，直言劝谏。万历帝年幼时，想要打造一批新的龙袍，张居正得知后，上奏劝谏：“陛下龙袍已有多件，足以彰显威仪，如今国库虽充盈，却当留作边防、赈灾之用，奢靡之风不可长，还请陛下三思。”万历帝虽心中不悦，却也只得听从，打消了念头。
李太后对张居正的严苛管教，极为支持，甚至放权张居正，若万历帝不听教诲，可全权处置。每当万历帝犯错，李太后便会以张居正为榜样，训斥万历帝：“若张先生知晓此事，必不饶你！”久而久之，万历帝对张居正，既有敬畏，更有恐惧，心中的抵触情绪渐积累。而张居正，一心想培养出一代明君，却忽略了幼帝的自尊心与逆反心理，他只知严苛要求，却不知恩威并施，君臣之间的隔阂，越来越深。
张居正执掌朝政期间，权倾朝野，威权无双，远超历代内阁首辅。因万历帝年幼，李太后信任，冯保协理，朝政大事，皆由张居正一言而决，六部九卿、地方督抚，任免升降全凭其心意，朝堂之上，无人敢与之抗衡。他推行新政，铁面无私，触动了无数宗室、勋贵、豪强的利益，这些人虽不敢明着反抗，却暗中散布流言蜚语，诋毁张居正“专权擅政、目无君上”。有人说他“擅改祖制，僭越皇权”，有人说他“收受贿赂，生活奢靡”，流言蜚语传遍京城，万历帝虽年幼，却也有所耳闻，心中对张居正的忌惮，又多了几分。
张居正本人，也并非完美无瑕，掌权久，难免滋生出骄纵之心。他出行时，乘坐的轿子，由三十二人抬着，名曰“如意轿”，轿内陈设奢华，有书房、卧室、会客室，堪比移动的宫殿，远超王侯规制；他的府邸，修建得富丽堂皇，规模堪比王府，家中姬妾成群，生活奢靡，与他平里倡导的“节俭”之风，背道而驰。他的儿子参加科举，考官们畏惧其权势，纷纷，让其儿子高中进士，位列前茅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，张居正却不以为然，认为理所当然。
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，本是张居正的盟友，二人联手扳倒高拱，共掌朝政，可随着张居正的威权盛，冯保心中也渐渐不满。冯保依仗李太后的信任，在宫中作威作福，贪污受贿，张居正虽有察觉，却因需要冯保的支持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二人之间的裂痕，也悄然滋生。而朝中的官员，分为两派，一派是张居正的亲信，拥护新政，唯张居正马首是瞻，被称为“居正党”；另一派是被打压的宗室、勋贵与旧臣，暗中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，推翻张居正，恢复旧制。
万历五年，张居正的父亲病逝，按照大明祖制，官员父母去世，需辞官回乡守孝三年，谓之“丁忧”。可彼时万历新政正处于关键时期，张居正若辞官，新政恐半途而废，万历帝与李太后也离不开他的辅佐。于是，万历帝下旨，令张居正“夺情留任”，不必回乡守孝，继续执掌朝政。此事一出，朝野哗然，儒家讲究“忠孝两全”，夺情留任，乃是大逆不道之举，无数官员上奏劝谏，反对张居正夺情，张居正却铁了心要留任，下令将劝谏的官员，或廷杖，或贬谪，一时间，朝堂之上，人人自危，无人再敢提及“丁忧”之事。
夺情事件，成为君臣生隙的关键节点。万历帝虽下旨挽留张居正，却也看出了张居正的权力欲，他心中明白，张居正早已不是那个一心辅佐自己的帝师，而是掌控皇权的权臣。彼时万历帝已十五岁，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，对张居正的专权，愈发不满，只是碍于李太后与张居正的权势，不得不隐忍。而张居正，沉浸在自己的改革大业中，并未察觉万历帝的心思变化，依旧独断专行，我行我素，他的无上威权，已然成了悬在自己头顶的利剑。
万历七年，张居正下令编撰《帝鉴图说》，将历代帝王的贤德事迹与昏庸典故，绘制成图，配以解说，供万历帝学习，本意是想教导万历帝引以为戒，可万历帝看着书中的贤君明君，再看看眼前专权的张居正，心中五味杂陈，逆反之心愈发强烈。君臣之间的裂痕，已然无法弥合，只待一个时机，便会彻底爆发。
第七十八章 张居正病逝，万历亲政，雷霆清算
万历十年六月，大明内阁首辅、太师、太傅张居正，因常年劳政务，加之身患重疾，医治无效，病逝于京城府邸，享年五十八岁。这位执掌朝政十年、推行万历新政、一手缔造大明最后鼎盛的权臣，终究没能看到自己的改革大业圆满完成，便溘然长逝。张居正病逝的消息传出，朝野震动，万历帝辍朝三，追赠其为上柱国、谥文忠，下令举国哀悼，风光大葬，李太后也亲自前往吊唁，极尽哀荣。
彼时万历帝已二十岁，亲政的时机已然成熟，张居正的病逝，对他而言，既是失去一位辅政重臣的悲痛，更是挣脱束缚、独掌皇权的喜悦。十年隐忍，十年压抑，万历帝早已对张居正的严苛管教与专权独断，积怨颇深，只是碍于张居正的权势与李太后的威严，不得不隐忍不发。如今张居正已死，再也无人能约束他，万历帝心中的怒火与不甘，终于得以宣泄，一场针对张居正的雷霆清算，悄然酝酿。
张居正病逝之初，朝野上下依旧沉浸在哀悼之中，张居正的亲信依旧把持着内阁与六部要害部门，万历新政仍在推行。可没过多久，那些被张居正打压的宗室、勋贵、旧臣，便纷纷跳出来，上奏弹劾张居正，细数其“专权擅政、僭越皇权、贪污受贿、结党营私、误国误民”等罪状。起初，万历帝还顾及张居正的功绩与往情分，压下了这些奏折，不予理会，可弹劾的奏折越来越多，流言蜚语愈演愈烈，加之张居正的亲信恃宠而骄，依旧在朝堂之上横行霸道，万历帝的态度，渐渐发生了转变。
率先发难的，是御史雷士帧，他上奏弹劾张居正的亲信、礼部尚书潘晟，称其“依附张居正，贪赃枉法，无才无德”，请求万历帝将其罢官。潘晟本是张居正临终前举荐的内阁大学士，万历帝本就对张居正举荐的官员心存不满，见状当即准奏，罢黜潘晟的官职。此举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，朝野上下，弹劾张居正及其亲信的奏折，如雪片般飞来，有人揭发张居正的儿子科举舞弊，有人揭发张居邸奢华、贪污受贿，有人揭发张居正擅改祖制、僭越皇权，甚至有人诬陷张居正“意图谋反”，字字诛心，句句直指张居正的要害。
万历帝本就对张居正积怨颇深，听闻这些罪状，震怒不已，他下令成立专案组，严查张居正及其亲信的罪状，由司礼监与刑部联合办案，凡涉及张居正一案者，尽数抓捕，从严审讯。张居正的亲信，如吏部尚书梁梦龙、兵部尚书张学颜、工部尚书曾省吾等，尽数被罢官贬谪，或流放三千里，或打入诏狱，昔风光无限的居正党，一夜之间土崩瓦解，朝堂之上，风声鹤唳。
随后，万历帝将矛头直指死去的张居正，下令剥夺其追赠的上柱国爵位，撤销其“文忠”谥号，还下旨查抄张居正的府邸。锦衣卫奉旨前往江陵张居正老家，查封府邸，将张居正的家人尽数关押，严刑拷打，迫他们交出藏匿的金银财宝。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，不堪受辱，不堪酷刑，自缢身亡；次子张嗣修被流放三千里；其余家人，老弱妇孺，皆被发配边疆，充军为奴，昔显赫一时的张家，瞬间家破人亡，惨不忍睹。
查抄张居邸时，锦衣卫搜出金银珠宝数十万两，良田数千顷，奇珍异宝无数，虽不及严嵩府邸的规模，却也证实了张居正贪污受贿的罪状。万历帝见状，更是怒不可遏，下旨昭告天下，历数张居正的罪状，称其“罔上负恩，谋国不忠，专权乱政，僭越无度”，将其钉在耻辱柱上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朝野上下，无人敢为张居正求情，昔拥护新政的官员，纷纷明哲保身，甚至落井下石，张居正一生的功绩，被全盘否定，万历新政，也随之被搁置。
万历帝清算张居正，既是泄私愤，更是为了独掌皇权。张居正执掌朝政十年，威权无双，万历帝始终活在他的阴影之下，无法亲掌大权。如今清算张居正及其党羽，既能消除朝中的权臣势力，又能树立自己的帝王权威，让百官敬畏。可万历帝的清算，过于偏激，过于残酷，不仅牵连了张居正的家人与亲信，更让万历新政半途而废，好不容易清明的吏治，再度变得腐败；充盈的国库，渐空虚；稳固的边防，渐渐废弛，大明王朝，自此由盛转衰。
张居正的改革，本是挽救大明国运的良药，考成法整肃吏治，一条鞭法充盈国库，整饬边防稳固疆土，若能坚持推行下去，大明或许能再度复兴。可万历帝的一己私怨，将这一切尽数摧毁，张居正死后，考成法被废除，官员们再度推诿扯皮，贪腐成风；一条鞭法虽未彻底废除，却被地方官肆意篡改，苛捐杂税死灰复燃；边防名将被排挤，边军军纪涣散，战力孱弱，辽东女真部落，趁机崛起，成为大明的心腹大患。
李太后得知万历帝清算张居正，心中悲痛，却也无力阻止，她深知，万历帝已然亲政，再也不是那个需要她庇护的幼童，皇权在手，无人能挡。此后，李太后深居后宫，不再预朝政，一心礼佛，不问世事。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，因与张居正交好，也被万历帝罢官，发配南京孝陵种菜，不久后病逝，昔的权力三角，彻底瓦解，万历帝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，独掌大明江山。
可亲政后的万历帝，并未如张居正期望的那般，成为一代明君。摆脱了张居正的严苛管教，他彻底放飞自我，沉迷于后宫享乐，荒废朝政，数十年不上朝，大明的朝堂，渐渐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，明末的悲歌，自此缓缓拉开序幕。
第七十九章 万历怠政，深宫晏处，朝政废弛
清算张居正后，万历帝乾纲独断，手握至高皇权，无人再敢约束他的言行。起初，他还能勤于理政，批阅奏折，召集朝臣议事，试图展现一代明君的风范。可没过多久，万历帝便厌倦了枯燥乏味的朝政，加之张居正改革被搁置后，朝堂矛盾丛生，党争渐起，让他心力交瘁，渐渐沉迷于后宫享乐，怠于理政，开启了长达数十年不上朝的荒诞统治，大明朝政，自此渐废弛，一步步滑向深渊。
万历帝的怠政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渐渐沉沦。起初，他只是偶尔罢朝，称病休养，躲在深宫之中，饮酒作乐，宠幸妃嫔。万历十一年，郑贵妃入宫，凭借美艳的容貌与聪慧的性情，深得万历帝的宠爱，一跃成为后宫最得势的妃嫔。郑贵妃不仅貌美，更懂得揣摩圣意，迎合万历帝的喜好，她陪万历帝饮酒作乐，下棋读书，甚至参与朝政，为万历帝出谋划策，万历帝对其愈发依赖，愈发沉迷后宫，难以自拔。
为了讨郑贵妃欢心，万历帝耗费巨资，为其修建奢华的宫殿，搜罗天下奇珍异宝，赏赐给郑贵妃及其家族，郑家一门，鸡犬升天，父兄皆被封官晋爵，权势滔天，朝野上下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万历帝还在宫中开设宴席，夜笙歌，召集乐师、伶人，演奏歌舞，饮酒作乐，常常通宵达旦，荒废朝政。朝臣们见状，纷纷上奏劝谏，恳请万历帝以国事为重，临朝听政，疏远郑贵妃，万历帝却一概置之不理，甚至将进谏的官员，贬谪流放，久而久之，再也无人敢轻易进谏。
万历十四年，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，万历帝大喜过望，对朱常洵宠爱有加，远超其他皇子。彼时，万历帝的长子朱常洛，乃是宫女王氏所生，母家卑微，万历帝对其极为不喜，迟迟不肯立朱常洛为皇太子。朝臣们依照“立长不立幼”的祖制，纷纷上奏，恳请万历帝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，万历帝却因宠爱郑贵妃与朱常洵，执意不肯，双方僵持不下，这场围绕储位的纷争，史称国本之争，持续了数十年，成为万历朝最大的朝堂纷争，进一步加剧了朝政的混乱。
国本之争爆发后，万历帝愈发厌烦朝臣的聒噪，索性不再临朝听政，不再批阅奏折，不再召见朝臣，躲在深宫之中，与郑贵妃寻欢作乐，将朝政大权，尽数交给内阁与司礼监。内阁大学士们虽有理政之心，却无决断之权，凡事皆需上奏万历帝，可奏折递入深宫，往往石沉大海，数月甚至数年得不到批复；六部九卿各司其职，却因缺乏皇帝的统筹，相互推诿扯皮，政令不通，政务积压如山，朝堂之上，一片混乱。
万历帝的怠政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，从万历十七年开始，他不再举行朝会，不再接见大臣，甚至连祭祀天地、宗庙的大典，也派官员代未出席，自己则躲在深宫之中，足不出户。据史料记载，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其中有三十年不上朝，是大明历代帝王中，怠政时间最长的一位。深宫之中，万历帝除了宠幸妃嫔，还沉迷于敛财，他极为贪财，想尽一切办法搜刮民脂民膏，以满足自己的奢靡生活。
为了敛财，万历帝派遣大量宦官，前往全国各地，充当“矿监”“税监”，征收矿税与商税。这些宦官，依仗皇权，横行霸道，在各地肆意妄为，他们不仅在矿山、城镇征收重税，还巧立名目，敲诈勒索，欺压百姓，抢掠民财，甚至强占土地，奸女，无恶不作。在江南，矿监税监们盘剥商贾，搜刮丝绸、茶叶等物资，导致江南商业凋零，无数商贾破产；在北方，他们强征矿税，肆意开采矿山，破坏农田，百姓流离失所；在广东、福建，他们在沿海口岸征收重税，打压海外贸易，原本繁荣的海上贸易，渐萧条。
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，引发了全国百姓的强烈反抗，各地纷纷爆发民变。万历二十七年，临清百姓因不堪矿监马堂的盘剥，聚众数千人，围攻马堂府邸，斩其党羽数十人；万历二十九年，武昌百姓反抗矿监陈奉，数万百姓上街游行，打死陈奉的亲信，陈奉狼狈逃窜；此外，苏州、景德镇、辽东等地，皆爆发了大规模的民变，百姓们以死抗争，反抗万历帝的苛政。可万历帝对此，毫不在意，依旧派遣宦官前往各地征税，敛财不止，百姓的苦难，愈发深重。
朝政之上，因万历帝怠政，党争愈发激烈。朝堂官员，围绕国本之争、东林党争等议题，分裂为多个党派，东林党、齐党、楚党、浙党，相互攻讦，彼此倾轧，为了权力，不择手段。东林党以顾宪成、高攀龙为首，主张“扶正祛邪，整肃吏治”，得到了寒门官员与士人的支持；齐楚浙党则依附权贵，迎合万历帝，与东林党针锋相对，朝堂之上，争吵，事事争斗，无人关心国事，无人体恤百姓，行政效率低下到了极点，大明的吏治，再度陷入腐败黑暗的深渊。
边防之上，因万历帝怠政，军饷拖欠，边军军纪涣散，战力孱弱，昔固若金汤的边防，渐渐废弛。北方鞑靼部落，见大明朝政混乱，再度南下侵扰，边关告急，奏折递入深宫，万历帝却迟迟不批复，边军将士们无粮无饷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鞑靼骑兵烧抢掠；辽东女真部落，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，渐渐统一各部，势力渐强盛，对大明虎视眈眈，辽东边防，危机四伏；东南沿海，西洋殖民者与倭寇死灰复燃，侵扰沿海州县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大明的边防，已然摇摇欲坠。
万历帝躲在深宫之中，沉醉于酒色财气，对朝堂的混乱、百姓的苦难、边防的危机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他以为皇权在握，便可高枕无忧，却不知，大明的江山，早已在他的怠政与奢靡中，千疮百孔，风雨飘摇。明末的乱世，已然埋下伏笔，只待一声惊雷，便会彻底爆发。
第八十章 国本之争，党争愈烈，朝堂撕裂
万历朝的国本之争，始于万历十四年，终于万历二十九年，历时十五年，波及朝野上下，牵动着每一位官员的神经，成为万历朝最核心、最持久的朝堂纷争。这场纷争，表面上是立储之争，实则是万历帝与朝臣、皇权与相权、各党派之间的权力博弈，它不仅让万历帝愈发怠政，更让朝堂党争愈演愈烈，彻底撕裂，大明的政治基，被严重动摇。
国本之争的核心，是皇太子的册立。万历帝的长子朱常洛，生于万历十年，生母王氏本是慈宁宫的宫女，一次偶然被万历帝临幸，怀上龙胎，诞下朱常洛。因王氏出身卑微，万历帝对其极为不喜，连带对朱常洛也十分冷淡，从未将其视为储君人选。万历十四年，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，郑贵妃深得万历帝宠爱，万历帝爱屋及乌，对朱常洵百般呵护，视若珍宝，甚至私下与郑贵妃约定，要立朱常洵为皇太子，还写下密诏，藏于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匾额之后。
可大明祖制，向来是“立嫡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”，朱常洛作为长子，乃是理所当然的储君人选，朝臣们对此深信不疑。郑贵妃生下朱常洵后，朝臣们便敏锐地察觉到万历帝的心思，纷纷上奏，恳请万历帝依照祖制，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，以固国本，安民心。率先上奏的是内阁大学士申时行、王锡爵等人，他们联名上奏，言道：“太子者，国之本，本固则天下安。皇长子朱常洛，年岁渐长，理应册立为皇太子，以正名分，以安朝野。”
奏折呈上，万历帝阅后震怒，他本想慢慢筹划，立朱常洵为太子，却被朝臣们打乱计划，当即驳回奏折，称“皇长子年幼，再待数年”。可朝臣们不肯罢休，此后，六部九卿、科道言官，纷纷上奏，恳请册立朱常洛为太子，奏折如雪片般飞入深宫，万历帝不胜其烦，却又碍于祖制与朝臣压力，不敢贸然立朱常洵为太子，只能以各种理由拖延，双方陷入僵持。
郑贵妃见状，在万历帝身边吹枕边风，哭诉朝臣们偏袒朱常洛，打压自己与朱常洵，万历帝对郑贵妃愈发心疼，对朝臣们愈发厌烦，索性采取“拖字诀”，对所有立储奏折，一概留中不发，既不批复，也不驳回，让朝臣们无可奈何。可朝臣们依旧坚持不懈，每逢朝会（万历帝怠政前），必提立储之事，甚至有官员跪在文华殿外，哭谏不止，请求万历帝顺应祖制，册立太子。
万历十八年，万历帝为了安抚朝臣，许下承诺，称“待皇长子年满十五岁，便册立为皇太子”。朝臣们信以为真，纷纷静待，可到了万历二十一年，朱常洛年满十五岁，万历帝却反悔，以“郑贵妃恳请暂缓”为由，推迟立储，朝臣们怒不可遏，纷纷上奏弹劾郑贵妃政，万历帝则下令将带头进谏的官员贬谪流放，立储之事，再度搁置。此事之后，万历帝对朝臣们的信任度降至冰点，怠政之心愈发坚定，渐渐不再临朝，躲进深宫，逃避立储纷争。
国本之争，成为朝堂党争的导火索，原本松散的官员群体，因立储立场不同，迅速分裂为两大阵营。一方是拥长派，以东林党人为核心，联合六部九卿中的正直官员，坚持祖制，拥立朱常洛为太子，他们主张“嫡长有序，国本不可动摇”，敢于直言进谏，哪怕被贬谪流放，也绝不退缩；另一方是拥福派（朱常洵后被封为福王），以齐楚浙党、阉党成员为核心，依附郑贵妃与万历帝，主张“立贤不立长”，支持册立朱常洵为太子，他们迎合万历帝的心意，打压拥长派官员，不择手段。
两大阵营相互攻讦，彼此倾轧，争斗愈演愈烈，朝堂之上，乌烟瘴气。拥福派官员，依仗万历帝的宠信，罗织罪名，诬陷拥长派官员，东林党人顾宪成、高攀龙等人，皆因拥立朱常洛，被贬谪罢官；拥长派官员，则借助科道言官，弹劾拥福派官员贪腐、结党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斗得你死我活，无人关心国事民生，无人顾及边防安危。万历帝对此，不仅不制止，反而乐见其成，他认为官员们相互争斗，便无人敢觊觎皇权，自己便可高枕无忧，安心享乐。
万历二十四年，郑贵妃暗中指使亲信，制造“妖书案”，散布匿名文书，谎称万历帝欲废长立幼，谋害朱常洛，意图嫁祸东林党人，挑起朝堂动荡。此案一出，朝野震动，万历帝下令严查，拥福派官员趁机栽赃陷害拥长派官员，无数官员被打入诏狱，严刑拷打，朝堂之上，人人自危，党争愈发惨烈。直到数年后，妖书案才真相大白，可朝堂的裂痕，早已无法弥合。
万历二十九年，万历帝见朝臣们的抗争从未停止，且朱常洛渐长大，朝野上下拥护之声愈发高涨，再加上郑贵妃的势力渐弱，终于松口，下旨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，册封朱常洵为福王，封地洛阳。历时十五年的国本之争，终于以拥长派的胜利告终，朝野上下一片欢腾，可这场纷争，给大明带来的伤害，却难以弥补。
国本之争，耗费了万历朝大量的政治精力，让朝政荒废，吏治腐败；党争因之愈演愈烈，东林党与齐楚浙党、阉党的仇恨，深蒂固，此后数十年，党争不断，成为明末的顽疾；而皇太子朱常洛，自幼便在纷争中长大，备受冷落，缺乏良好的教育，性格懦弱，为后短暂的泰昌朝埋下隐患；福王朱常洵，前往洛阳就藩后，依仗万历帝的宠爱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，横征暴敛，成为河南百姓的灾难，最终引发明末农民起义。
国本之争落幕，可朝堂的撕裂与党争的恶果，却愈演愈烈，大明王朝，如同一艘千疮百孔的大船，在风雨飘摇中，艰难前行，离倾覆之，越来越近。
第八十一章 辽东烽烟，努尔哈赤崛起，后金建国
万历朝后期，朝政废弛，党争激烈，边防废弛，北方辽东地区，早已暗流涌动，女真部落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，悄然崛起，统一女真各部，建立后金政权，举起反明大旗，辽东烽烟四起，大明的北疆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，这场危机，最终成为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稻草。
女真族，世居辽东，分为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、野人女真三大部，各部相互攻伐，战乱不休，明初时，臣服于大明，朝廷在辽东设立奴儿都司，管辖女真各部，实行“以夷制夷”的策略，维持辽东的稳定。嘉靖、隆庆朝时，女真各部势力渐强，时常侵扰大明边境，李成梁镇守辽东时，对女真各部恩威并施，打压强势部落，扶持弱小部落，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，便是李成梁重点扶持的对象。
努尔哈赤，出身建州女真贵族家庭，祖父觉昌安、父亲塔克世，皆是建州女真的首领，依附大明，深得李成梁信任。万历十一年，李成梁率军攻打反叛的女真阿台部，觉昌安、塔克世前往城中劝降，却被明军误，努尔哈赤得知父母惨死，悲痛欲绝，却因势单力薄，不敢与大明为敌，只能将怒火压在心底，向李成梁请罪，承袭父祖的职位，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。
李成梁对努尔哈赤心存愧疚，对其多加扶持，不仅赏赐他大量粮草、军械，还默许他统一建州女真各部。努尔哈赤隐忍蛰伏，凭借过人的谋略与勇武，先是统一建州女真内部，击败仇敌尼堪外兰，随后又一步步吞并周边部落，势力渐壮大。他深知，要想与大明抗衡，必须先统一女真各部，于是制定“恩威并施、远交近攻”的策略，对顺从的部落，予以安抚封赏；对反抗的部落，坚决出兵剿灭，历时三十年，努尔哈赤先后击败海西女真的叶赫、哈达、辉发、乌拉四部，征服野人女真，于万历四十四年，统一女真各部，定都赫图阿拉。
万历四十四年正月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登基大典，自称“覆育列国英明汗”，国号大金，史称后金，年号天命，正式建立起与大明分庭抗礼的政权。后金的建立，标志着女真族从部落联盟，转变为封建政权，努尔哈赤仿照明朝制度，设立八旗制度，整顿军政，发展生产，实力愈发强盛。八旗制度，是努尔哈赤的创举，以黄、白、红、蓝四色旗帜为基础，增设镶黄、镶白、镶红、镶蓝四旗，共计八旗，八旗子弟，战时为兵，闲时为民，既是军事组织，又是行政组织，还是生产组织，极大地凝聚了女真族的力量，提升了军队战力。
建国之后，努尔哈赤便将矛头直指大明，他对大明的仇恨，早已深埋心底，父母被之仇，大明对女真的压迫之恨，皆要一一清算。万历四十六年，努尔哈赤以“七大恨”告天，誓师伐明，“七大恨”字字泣血，控诉大明害其父母、偏袒叶赫部、欺压女真族等罪状，成为后金反明的檄文。誓师之后，努尔哈赤率领八旗铁骑，浩浩荡荡，向大明辽东重镇发起进攻，辽东烽烟，正式燃起。
彼时大明在辽东的防务，早已腐朽不堪。万历帝怠政数十年，军饷拖欠，边军军纪涣散，士兵们衣衫褴褛，食不果腹，战力孱弱；辽东的将领，多是靠贿赂上位，贪生怕死，不懂用兵；加之朝堂党争激烈，各派官员相互掣肘，边防政令不通，明军面对后金铁骑，不堪一击。
万历四十六年四月，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抚顺，抚顺守将李永芳，贪生怕死，不战而降，成为大明第一位投降后金的将领，抚顺城不战而破，城中百姓、粮草、军械，尽数被后金俘获。消息传到北京，万历帝大惊，这才从深宫的享乐中惊醒，意识到辽东的危机，连忙下令调集大军，前往辽东，围剿后金，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，统筹辽东战事。
万历四十七年，大明集结十万大军，兵分四路，兵锋直指赫图阿拉，意图一举歼灭后金，史称“萨尔浒之战”。杨镐本是庸碌之辈，不懂军事，却因依附齐楚浙党，得以出任主帅。他制定的“分进合击”之策，看似周密，实则漏洞百出，四路大军互不统属，行军迟缓，消息闭塞，给了努尔哈赤各个击破的机会。
努尔哈赤得知明军分四路而来，冷静分析局势，定下“凭你几路来，我只一路去”的战术，集中八旗精锐，先破一路，再依次歼灭其余三路。短短五天时间，后金铁骑先后击败明军三路大军，斩明军四万余人，缴获粮草、军械无数，第四路大军见势不妙，仓皇逃窜，萨尔浒之战，以大明的惨败、后金的大胜告终。
萨尔浒之战，是明清战争的转折点，此战之后，大明精锐尽失，再也无力对后金发起大规模进攻，被迫转入战略防御；而后金则士气大振，势力愈发强盛，步步紧，不断蚕食大明辽东领土。努尔哈赤乘胜追击，先后攻克开原、铁岭、沈阳、辽阳等重镇，将辽东大片土地纳入后金版图，迁都沈阳，改称盛京，对大明的威胁，愈发严重。
辽东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，朝野震动，朝臣们纷纷上奏，弹劾杨镐无能，请求万历帝严惩败军之将，整顿辽东边防。可万历帝此时，早已心力交瘁，加之常年沉迷酒色，身体早已垮掉，他下令将杨镐罢官下狱，却再也无力组织大军反攻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后金一步步壮大。朝堂之上，党争依旧，东林党与齐楚浙党相互推诿，无人肯为辽东战事分忧，大明的辽东防线，摇摇欲坠，亡国的阴影，已然笼罩在大明的上空。
第八十二章 万历驾崩，泰昌短命，红丸奇案
万历四十八年七月，在位四十八年、怠政三十年的明神宗朱翊钧，在乾清宫驾崩，享年五十八岁。这位一生手握至高皇权，却沉迷酒色、怠于理政、贪财如命的帝王，留给后世的，是一个朝败、党争激烈、边防崩坏、民不聊生的残破江山。他亲手摧毁了张居正缔造的万历盛世，开启了大明衰亡的序幕，辽东的烽烟、国内的民变、朝堂的撕裂，皆是他怠政的恶果，大明王朝，已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万历帝临终前，留下遗诏，命皇太子朱常洛继位，改元泰昌，册封郑贵妃为皇太后，同时嘱托朝臣，尽心辅佐新帝，整顿朝纲，抵御后金，安抚百姓。可这份遗诏，并未得到朝野上下的认可，尤其是册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一条，朝臣们纷纷反对，认为郑贵妃魅惑先帝、预国本，不配为皇太后，新帝朱常洛也心怀不满，此事最终不了了之，郑贵妃的太后梦，彻底破碎。
朱常洛，万历帝长子，自幼便在国本之争的漩涡中长大，生母卑微，备受冷落，万历帝对其漠不关心，郑贵妃对其百般打压，他在深宫之中，谨小慎微，如履薄冰，整整熬了三十九年，才终于登上皇位，时年三十九岁。登基之初，朱常洛便展现出了与万历帝截然不同的姿态，勤于理政，革除弊政，试图挽救大明的危局，让朝野上下看到了一丝复苏的希望。
泰昌帝朱常洛下的第一道圣旨，便是下令废除万历朝的矿监、税监，召回全国各地的宦官，停止一切苛捐杂税，百姓听闻，欢声雷动，奔走相告；随后，他下令犒赏边关将士，补发拖欠多年的军饷，边军将士们军心大振，士气高昂；同时，他重用东林党人，召回因国本之争被贬谪的顾宪成、高攀龙等官员，整顿吏治，肃清齐楚浙党的残余势力，朝堂之上，风气为之一新；此外，他还下令增补阁臣，完善内阁制度，批阅积压的奏折，处理朝政事务，每临朝听政，不辞辛劳，俨然一副明君模样。
可泰昌帝自幼郁郁不得志，精神长期压抑，加之登基后劳过度，身体本就孱弱，又经不起后宫的诱惑，很快便垮掉了。郑贵妃虽未能成为皇太后，却依旧野心勃勃，她深知泰昌帝好色，便挑选了八名绝色美女，送入宫中，献给泰昌帝。泰昌帝本就压抑多年，登基后大权在握，无人约束，见了美女，便再也把持不住，夜夜笙歌，纵欲过度，登基仅十天，便一病不起，卧床难行。
泰昌帝病倒后，郑贵妃暗中联络宦官崔文升，崔文升曾是郑贵妃的亲信，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，掌管御药房。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，给泰昌帝进献泻药，泰昌帝服下药后，一夜之间腹泻数十次，身子本就亏虚的他，瞬间被折腾得只剩一口气，面色惨白如纸，气息奄奄。消息传出，朝野震动，百官哗然，纷纷弹劾崔文升用药不当，图谋不轨，方从哲更是数次入宫，请求严惩崔文升，更换御医。可郑贵妃在后宫周旋，魏忠贤在朝堂阻拦，崔文升竟安然无恙，还狡辩称是陛下体质孱弱，不堪药力。泰昌帝躺在病榻上，意识时而清醒，时而模糊，清醒之时，看着身边围绕的魏忠贤等人，心中悔恨交加，却已是无力回天。
泰昌元年八月十二，泰昌帝病重垂危，召内阁首辅方从哲、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十三名大臣入乾清宫，托孤于诸臣，命皇长子朱由校继位，又叮嘱诸臣，务必辅佐新君，重振大明。诸臣跪在床前，痛哭流涕，叩首应允。就在此时，鸿胪寺丞李可灼求见，声称自己有仙丹妙药，可治陛下沉疴。方从哲等人听闻，皆是面露难色，崔文升用药已险些害死陛下，此刻又来一个献仙丹的，谁敢轻信？可李可灼言辞恳切，再三保证仙丹有神效，还说此药乃是他耗费数十年心血炼制，名为“红丸”，以妇人经血、秋石、朱砂等炼制而成，可固本培元，起死回生。
病急乱投医，此时的泰昌帝，早已被病痛折磨得失去了判断力，听闻有仙丹可治，当即命人宣李可灼进殿献药。方从哲等人极力劝阻，言道仙丹多是虚妄之物，朱砂有毒，恐伤陛下龙体，可泰昌帝心意已决，叹道：“朕已病入膏肓，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一试，若能好转，便是大明之幸。”诸臣无奈，只得眼睁睁看着李可灼将一颗红色的药丸献上，太监取水，泰昌帝艰难地吞服了下去。
服药之初，泰昌帝竟真的有了起色，他缓缓睁开眼，脸色红润了几分，还能开口说话，对身边的太监道：“李可灼真是忠臣，此药甚效，朕身子轻快多了。”消息传到殿外，百官无不欣喜，以为陛下吉人天相，。方从哲等人悬着的心，也稍稍放了下来，李可灼更是得意洋洋，跪在地上，叩首谢恩，请求再献一丸，巩固药效。
诸臣再次劝阻，言道丹药之力霸道，需隔几再服，可泰昌帝此刻满心欢喜，只觉仙丹奇效，哪里听得进劝，当即命李可灼再献一丸。第二颗红丸下肚，泰昌帝起初依旧神色如常，还与身边的王安说了几句话，可没过半个时辰，他突然面色骤变，浑身抽搐，牙关紧咬，喉间发出痛苦的呻吟。殿内众人惊慌失措，王安急召御医，可御医赶来之时，泰昌帝早已气息断绝，双目圆睁，死不瞑目。
泰昌元年八月廿九，距离朱常洛登基，不过短短一个月，这位苦熬半生、登基即崩的天子，便死于两颗红丸之下，史称“红丸奇案”。乾清宫内，哭声再起，这一次，却比万历驾崩时多了几分恐慌与混乱。方从哲瘫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，他身为首辅，未能阻止李可灼献药，眼睁睁看着泰昌帝驾崩，罪责难逃；郑贵妃居于仁寿宫，听闻消息，虽面带哀戚，眼底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朱常洛一死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，便又有了继位的希望；魏忠贤则暗中调动东厂番役，封锁宫门，控制内外消息，目光死死盯着皇长子朱由校的居所，心中打着自己的算盘。
朝堂之上，文武百官得知泰昌帝驾崩，瞬间炸开了锅。御史杨涟率先发难，上疏弹劾李可灼献药弑君，崔文升用药加害，请求严惩二人，深挖幕后主使；吏部尚书周嘉谟紧随其后，直指郑贵妃与魏忠贤勾结，图谋不轨，欲行废立之事；东林党人更是群情激愤，纷纷上奏，要求彻查红丸案，肃清后宫与阉党势力。可以方从哲为首的浙党、齐党官员，却主张息事宁人，认为泰昌帝本就病重，李可灼乃是奉旨献药，罪不至死，崔文升也是无心之失，不宜深究，以免动摇国本。
两派官员在朝堂之上争论不休，唇枪舌剑，甚至大打出手。乾清宫外，哭声、骂声、争吵声交织在一起，乱作一团。而此时的东宫，皇长子朱由校年仅十六，自幼被母客氏抚养，客氏与魏忠贤早有勾结，二人趁乱将朱由校控制在东宫之内，隔绝内外，不许百官探视。客氏在朱由校耳边夜吹风，言说东林党人狼子野心，欲加害于他，唯有依靠魏公公，才能安稳登基。朱由校自幼懵懂，不谙世事，对母客氏言听计从，渐渐对魏忠贤产生了依赖。
红丸案的余波，如同滔天巨浪，席卷了整个大明朝堂。李可灼被下狱论罪，崔文升被发配南京，可幕后的郑贵妃，却因势力庞大，加之魏忠贤庇护，始终安然无恙。方从哲因处置失当，遭到百官弹劾，被迫辞官归乡。而魏忠贤，则借着红丸案的混乱，趁机扩充势力，拉拢浙党、齐党官员，打压东林党，一步步掌控了朝政大权。
泰昌帝朱常洛，这位在位仅一个月的天子，终究成为了大明王朝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他一生隐忍，满怀壮志，却在登基之后，短短三十天便溘然长逝，留下了一桩千古疑案，也留下了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江山。万历驾崩，泰昌短命，红丸喋血，大明的天，彻底变了。年少的朱由校即将登基，母客氏与阉宦魏忠贤虎视眈眈，东林党人奋起抗争，朝堂党争愈演愈烈，辽东后金铁骑磨刀霍霍，关内流民四起，一场更大的风暴，正在悄然酝酿，大明王朝，已然走到了风雨飘摇的十字路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