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她说了一句话。
“我知道你会打这个电话。”
“迟早的事。”
7.
李月跟我说了她的事。
比我知道的更难听。
调岗不是“照顾”。是周建明直接跟她说：“你这个肚子，出去见客户人家还以为我们公司是妇产科。”
绩效方案是钱慧改的。
改完之后她的工资从一万二变成了四千八。
她找过钱慧。
钱慧说：“这是公司统一调整，不是针对你。”
“统一调整”只调了她一个人。
她辞职那天，周建明让她签了一份“自愿离职声明”。
和我那份“慰问金确认书”一样的套路。
不签不放人。不给开离职证明。
她签了。
“我当时怀着孩子，没精力跟他们耗。”李月说。
我在电话这头攥着手机。
“李姐，你愿不愿意——”
“你要告他们？”
“嗯。”
她笑了一下。
“你比我勇。”
“不是勇。是他们把我的孩子弄没了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。
“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“出庭作证。或者提供书面证词。你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不是个别事件，是系统性的。”
“好。”
她答应得很快。
比我想的快。
我说谢谢。
她说不用。
“替我也出口气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。
证据差不多了。
截图，审批单，孕检报告，火车票，钱慧的“慰问金”文件照片，李月的证词。
还有何冰帮我算的那笔账——
医疗费四万三。
误工费按我的工资算，产假期间的，加上产后恢复期，六个月。
精神损害赔偿。
违法安排孕期劳动的行政处罚。
如果公司还想以此为由辞退我——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是正常经济补偿的两倍。
何冰说，全部加在一起——
“至少三十七万。”
“但这只是钱。钱是最不重要的部分。”
“重要的是仲裁记录会进入劳动监察系统。周建明和你们公司的HR会被调查。如果认定是系统性违法——不只是你一个案子。”
三十七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