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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曾国藩传》免费试读第29章 安庆战役荣辱关
身困祁门，曾国藩犹如“临虎口，入深渊”，种种艰难先祖，皆为此一地，加之后来“北援筹议”，更让其处于两难之绝境。为了保存实力，曾国藩于当年四月初一移军东流。此地战略要冲，摆脱了湘军被动挨打之危局，且距安庆较近，可为安庆攻坚战作地理条件上的铺垫。在此，湘军可临近而挥安庆，以优势而动安庆之根本。此时，曾国藩一心考虑的，便是于安庆打一场漂亮的战役，安抚军心，回报朝廷。
安庆，自古战略地位显著。若能控制安庆，即能俯江南之门户，扼江上之要冲，把北方之粮道，可谓天下军事之中枢。清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称：“安庆，金陵之门户也。”对于此天下大乱，太平军定都金陵之情势，曾国藩自然不敢怠慢安庆。曾国藩自己也认为，安庆为打开金陵大门之钥匙，守江上之要冲。太平军固守此地，迫使清方将安徽省城南移多年。
此时，湘军于东流驻地策划攻打安庆之战役。若能拿下这一战略要地，湘军必可沿江而下，顺利近逼金陵，是实施湘军“以上制下”战略的重要一步。此时，湘军将领们一致认为：“贼以全力救安庆，我亦以全力争安庆”。经过曾国藩、胡林翼等人的商谈，湘军决定对安庆进行最后一击。曾国藩也与贴身将领“熟商”，若要攻安庆，只能全力，不可分心。
咸丰十一年（公元1861年）四月初二日，即湘军移军东流第二天，曾国藩即向朝廷奏明此事，并将安庆战役的布防情况向朝廷汇报详述。湘军打算以多隆阿、鲍超两部全力攻打集贤关（今安庆北面西侧）之太平军。同时，要求李续宜十营归皖，协助主力作战。曾国藩总结，必须攻溃四眼狗（清方对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之诬称），后克安庆。唯此，大局方可安定，金陵方可光复，天下方可太平。
安庆守将为太平军干将叶芸来等人，军力约两万余人。陈玉成此在外战斗，听说安庆即危，遂率领大军驰援。此前，他与李秀成大军合兵湖北，后驰援安庆，是主要支援部队，也是最强大的一支军队。在曾国藩准备移军东流时，陈玉成大军一度攻克湖北之英山、蕲水、黄州，后又分兵出发，攻下麻城、黄安、孝感、黄陂等地。此时，湖北境内清方军队云集皖省边境，省城空虚，只剩标兵两千人驻守省城。
鄂省之中动乱大起，官民纷纷逃逆，商人不做生意，打家劫舍，处处可见，混乱异常，甚至，一些闲散游兵将商民家中财产全部强虐，闹得民不聊生。此时，彭玉麟看得很清楚，于是，急书信于曾国藩，说明情况，称鄂省大乱，官民受掠，兵匪混杂。粮台、军火总局闻警皆散。粮台兼营务总办阎敬铭闻大呼，无人响应，愤而自杀。城中谣言四起，街市无人，厅室内亦无安闲之状。
面对自己的心腹大将阎敬铭之自杀，胡林翼有何感想。事实上，曾国藩与胡林翼都已知晓此事。当时，胡林翼正走出鄂境，进入安徽太湖境内，与太平军展开战斗。胡林翼闻知，颇有感慨地道：“笨人下棋，死不顾家。”湖北情势危急，而胡林翼则认为，只要克下安庆，湖北敌势必仓皇南下，自可不攻而破。对于阎敬铭之殉职，胡林翼更多的是同情，而非实际行动上的报仇。毕竟，此一时彼一时。陈玉成不断地向长江上游推进，又攻下云梦、德安、随州等地。就实际情况而论，陈玉成在湖北大地上攻城略地，并不能维持湖北之局面，算是零星打击，未为得势。此时，湘军主力全力围攻安庆，陈玉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回师南下。陈玉成战斗力旺盛，因此，曾国藩认为此军为湘军“必破之敌”。
太平军一路向武汉奔驰而来，大有攻占武汉，获得湖北境内战略主动权。而就在此时，陈玉成受到洋人的讹诈。就在太平军即将攻打武汉之时，英国海军中将何伯察按约定对武汉开埠，得知陈玉成欲攻占武汉，遂与之交涉，称武汉应保持稳定，以维护英国人在此做生意之权利。陈玉成就此惊愕，不冒进。另一方面，太平军全力围攻武汉，后又无故撤离，陈玉成大军入鄂较晚，亦未能完整实施攻鄂省之战略计划。
就此而论，太平军明显表现出一个败笔。若太平军坚持攻打湖北、武汉之战略，那湘军胡林翼部必将全力支援湖北战事，回头而顾身边，驰援而顾故地。当时，陈玉成逼近武汉时，湘军调集李续宜于青草塥支援，舒保马队继之。又有彭玉麟水师前往协战。此时，皖省军力必空，安庆战役必发生微妙变化。此后，李秀成大军攻入湖北，胡林翼任成大吉率军驰援，防放弃安庆前线之战局，最终，他自己率军沿江西上。可见，胡林翼对湖北战事之重视，甚至将此地视为胡氏集团的根据地。
若胡林翼国战西上，那负责打援重人的胡部必会将安庆战役放弃，仅曾国荃部之攻坚军，必形成不了气候，随时有被太平军上下合集，内外坚防。若太平军攻占武汉，形势又是一种景象，即先在湖北战场上见分晓，继而决定皖省战局。此战略，双方都有极高的正确性。若曾国藩坚持己见，围攻安庆，湘军必有全军覆没之险。因此，太平军实施湖北压缩紧收战略，是一个失败，甚至导致安庆战役失守，江南战局彻底失势。
曾国藩认为，太平军“攻鄂易，守境难”，就是说，太平军占领鄂省指日可待，若想长期扼守，是天方夜谭。事实上，曾国藩此判断明显失当。就当时形势而论，太平军正实施二次西征，分为五路，总兵力四十余万，多者十万之众，少则八九万兵力：两路主力为陈玉成与李秀成，其余三路为杨浦请、李世贤、刘官芳，此三路旨在牵制皖南和江西境内湘军，为主力之配合作战。总体而论，太平军实力数倍于湘军。此时，湘军以皖省为主要战场，太平军则在湖北境内攻打，若不西顾，湖北必成不毛之地，皖省告危。
湘军已将全部兵力布置于安庆战役之中，曾国藩坚持不离，而事实上，湖北及江南地方太平军猖獗，必形成上有泰山压顶之危，下临天京锋镝刺背之痛，中有安庆镇势突围之苦。若真这样，湘军腹背受敌，主被客实，皆失其势，万分危急。
就曾国藩而论，安庆战役是湘军生死存亡之役。若能取胜，湘军大振，若失守，湘军必就此泯灭。因此，曾国藩只能赌一局。就是在最困难时，曾国藩亦于祁门发号师令，坚守安庆。后来，有人劝曾国荃退于安庆，曾国藩坚持兄长之战略部署，称此战可牵敌耳，破敌之势。曾国藩也认为，曾国荃此举为正确之为，可效可赞。
事实上，曾国藩对胡林翼出兵湖北，进入皖省太湖之举，也给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，并认为此举为冒险之举，若湖北尽失，皖省亦告危，颇有得此失彼之浩叹。曾国藩给胡林翼的书信中称，胡林翼要沿江而上，不是最明智之举，今皖省战局告危，湖北虽有乱事，不因外敌，而是省内之情；不在军势，而是政府之能。因此，胡林翼可重视皖省战况，不必多顾。同时，曾国藩提出，今天安庆战役迫在眉睫，而鄂、赣、皖境内军事频发，亦有所顾及。此事非同小可，兵力之大忌，皆因面面俱到，今可顾及大局，亦以安庆战役为重点，方能克军致胜。
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白，即为安庆安庆战役实施“围点打援”之策略。集中优势兵力，全力攻打安庆，四方贼兵必有所顾及，纷纷前来支援，那时，可“打援”，逐个击破。因此，曾国藩认为，安庆战役关系到湘军之命运，国家之未来，天下之安危。到此时，湘军围攻安庆已一年有余，其间情况多变，但湘军始终未曾动摇。即将发动战斗时，曾国藩正式提出“围点打援”之战术，符合时宜。“围点”，是以曾国荃部位主力，全力攻打安庆城；“打援”则是湘军后续部队，由外围逐个将太平军支援部队歼灭。最终，是“围点”之军获首功，而“打援”亦是一件艰苦而复杂之事，可谓艰苦卓绝。但是，“围点”与“打援”又不是绝对分割的，近处之敌军亦可由“围点”之军击破；同时，“打援”亦可在战斗激烈时参加入“围点”之展示中
陈玉成于湖北境内攻打武汉，后突然折出，全线南下。咸丰十一年（公元1861年）三月间进入集贤关，与安庆守将叶芸来部汇合。之后，两路大军分别驻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，连夜垒筑营盘十八座，北岸十三座，南岸无座，两边以小艇互通信息。此后不久，干王洪仁玕、章王林绍章自天京而上，支援安庆战事；定南主将黄文金由芜湖出发，西援安庆。三月下旬，洪仁玕、林绍章等军士与桐城、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会师，共两万兵力，继续西行，于安庆北面的新安渡、横山铺、练潭一带，连营三十余里，计划于陈玉成部会师，以解决安庆之危。最后，还有叶芸来先前联络的淮北捻军二十万人渡淮河赶来。此情势之下，曾国藩移军东流，准备于此地指挥安庆战役，争取打一场漂亮仗。
太平军战局布置停当，再看看湘军如何。早在曾国藩移军东流前夕，胡林翼即调动多隆阿等部，分别由新安渡、挂车河阻击前来支援的黄文金，大获全胜，迫使其与陈玉成部汇合之目的未果。此时，安庆战役开始打响，陈玉成于集贤关内外，配合安庆城内守军，时不时进攻曾国荃部。曾国藩认为形势严重，暗自调动了鲍超部与成大吉部会师，于集贤关西北面进攻陈玉成部。此时，刚刚阻击黄文金成功的多隆阿部迅速运转至集贤关，于东北面向陈玉成部发动进攻。
此时，陈玉成外援已全部切断，处于内外夹击之中。万分紧急之时，陈玉成决定，自四月初十日率领马步兵五六千人，连夜转移。行军中，遭到多隆阿阻击，受到一定损失。经管如此，曾国藩依然全力征战，前行，图谋与洪仁玕、林绍章、黄文金，以及捻军干将孙葵心等部汇合，再发起反攻。就在布置未定时，多隆阿主动发起进攻，不给其喘息之机，两军大战，太平军再次败北。消息传开之后，湘军军心大振，上下将领弹冠相庆。胡林翼第一时间将捷报上奏朝廷，称此是大捷，安庆战役即可取胜。安庆攻克，则江南可定，逆都可归。
此奏折中，胡林翼表达了对太平军的痛恨；对于湘军的胜利，不无夸饰论功之能辞，快乐之溢于言表。就事实而论，此折对战况之分析，形势之把握，确有参考价值。曾国藩移军东流之后，湘军实施的“打援”战略，于江北得到很好的实施，并占据明显优势。为安庆战役的全面打响，并获得胜利，提供了必要且重要的条件。
胜利在望之际，胡林翼只身归鄂（五月中旬起程），来到武汉（六月三日）。此时，他即遵循“守卫烈土，立足根据地”之军事立场。其实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便是他年久罹患之病症愈发严重，以至于无法行政理事，算是归家调养。在此情况之下，曾国凎之作用凸显出来，湘军上下要求他全权代表湘军决策层，实施安庆战役。
五月下旬，苏北来援太平军——平西主将吴定彩，率部于菱湖背面向湘军发起进攻。此时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率军迎战，大获全胜。五月底六月初，曾国荃率领大军，于菱湖南北面的太平军十八营垒进行攻击，遂以摧枯拉朽之势，荡平此营地。得到消息之后，曾国藩欣喜异常，称此次胜利，湘军之洪福，丁萍八十垒，杀敌八千人，颇为痛快。此时，投诚过来之敌兵，全部斩杀。曾国藩多次提及，此次胜利，“颇为痛快”。曾国藩与太平军是宿敌，斩杀，甚至是屠杀太平军是其风格。此次，再次杀戮，犹见湘军之本性。
菱湖十八垒被湘军“荡平”之后，安庆城外援基本本清除，此城俨然是座孤城，曾国荃部可随时攻打。但太平军并非坐以待毙之军，形势万分危急。此时，太平军最后援军陈玉成、杨辅清部汇合，共有四五万军马，于七月中旬进驻集贤关，安营扎寨四十余座，安庆城内守军亦于西门列兵布阵，与之产生呼应之势。部署完毕之后，成玉成、杨辅清部不断地向曾国荃部发动进攻。当时，曾国荃为顺利攻陷安庆，在城外修建了两条壕沟，内侧壕沟为攻城之用，外侧壕沟为应对太平军支援部队。为此，曾国荃花费了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个人心血也浇灌其中。此时，太平军攻打的是湘军外侧壕沟。作战中，太平军勇猛异常，前面倒下，后面继续。为了冲破外侧壕沟，太平军将士手握束草，及至便填壕，顷刻之间，壕沟堆满束草。
此时，曾国荃部全力开炮，所至之处，尸山血海，惨不忍睹。太平军明知将死，亦奋不顾身。战斗中，湘军将士向外透支炸药包。就在还未爆炸的一瞬间，太平军将士抱起炸药包，拼命地往回投掷，然后爆炸，导致湘军炸药库爆炸，敌我互亡。湘军将士后退十余丈。眼见七八个太平军将士冲破外侧壕沟，曾国荃横刀立马，遂砍死此越壕者。将士们见主帅身先士卒，又纷纷冲上来，重新战斗。经过一昼夜的苦战，湘军最终将太平军击溃，纷纷逃亡。
在此战役中，曾国荃的内外壕沟产生了决定性作用。外侧壕沟不能被敌人攻破，内侧壕沟可集中精力攻城。若外侧吃紧，内侧可奔来营救。在此情形之中，湘军经过苦战，终得胜利。最后，后勤军事统计，此次战斗，湘军共用火药十七万斤，铅子五十万斤。
最后一支援军亦被湘军击溃，安庆若飘摇在空中的楼阁，随时会倾塌下来。因城外补给断绝，百姓生活资料严重短缺，安庆城这颗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。湘军上下一致同意，于八月一日（9月5日）凌晨，对安庆城发动总攻。时间一点点地逼近，将士们做好了最后准备。准备，湘军炮营向城中发射了第一枚炮弹，紧接着，城北护墙坍塌，湘军大举进城。此时，城中将士疲惫不堪，无法阻止有效反击，城池迅速沦陷。
进城的湘军将士，一通烧杀抢掠。曾国荃甚至下令，将士们劳苦功高，可随便杀掠。此时，城中哭喊声一片，奸淫掳掠，强抢财物等情况处处可见。“男子髫齔以上皆死”，横尸遍地，惨阴之状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尸体腐臭，犹临地府一般。湘军走在大街上，但遇行人，便是屠杀，无论男女，无论敌友。城中死亡军民三万余人，妇女皆为湘军将士所掠，钱财珍宝一扫而尽，带不走之财物全部焚毁。
当时，因城中长期断粮缺物，百姓开始食人肉，甚至有明码标价的交易，“人肉价至五十文一两，割新死者肉四十文一两”。城中太平军居所内，能看到碗筷之吞噬死人手足之情形。后来，清朝官员有此记载：“军兴以来，荡涤未有如是之酷者矣”；甚至慨叹“嗟乎！无边浩劫，谁实酿成，闻之非痛非悲，但觉胸中嘈杂难忍而已。”
湘军之残酷，于安庆战役中可窥见一斑。千日之后的天京战役，对城内百姓的屠杀与对太平军之残酷，更是登峰造极。就此时而论，安庆战役全胜，曾国藩欣喜若狂。得到消息之后，他书信多方同僚、好友、领导，表示了自己由衷之喜，称安庆克服，“上游大局，似有转机”。针对湘军的残酷屠杀，曾国藩并不以为然，称“城贼诛戮净尽，无一漏网，差快人心”。他不但不隐忍，反而放心欢喜，可见其人对造反者之痛恨。
事后，湘军的残酷屠杀让曾国荃、曾国葆二人产生恻隐之心，甚至有一定的悔过，并表达了出来。曾国藩却训教他们：“既已带兵，自以杀贼为志，何必以多杀人为悔？此贼之多掳多杀，流毒南纪。”曾国藩还拿出周公与孔圣人来说服他们，称即使是两位圣贤在世，亦要评断诛杀之理，此为天下除患，为天下人某福，是君臣父子之大孝也。
安庆战胜，除向朋党、同僚报喜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向朝廷报捷。此次，曾国藩并未邀功，更未为自己的功劳添砖加瓦，极尽谦虚退让之能辞。胜利第二天，他只是以附片的形式向朝廷说明了情况，称贼逆自咸丰三年占据此城，九载有余，根深蒂固。此次，大军苦战不止，生死置之度外，贼逆坚守，实为虎狼相争。今安庆光复，围杀净尽。湘军兴兵十载，第五年镇压了太平军北伐；第八年，克复九江；此时，光复安庆，无一人漏网，足以伸天讨逆而快人心。最后指出，楚军围攻安庆两年余，于谋划者为胡林翼，后商于官文、曾国藩自己，各司其职。前后战事总策划，当为胡林翼之要。至于详细部署，则由胡林翼、官文、李续宜等汇衔商酌。
安庆胜利，是件大快人心之事，曾国藩自当去现场，感受一下胜利之成果，湘军之威凛。根据曾国藩的日记记载，八月初七日自己抵达安庆城外营地，与主将曾国荃、曾国葆坐帐长谈，后接见全军军官，于城西北面视察内、外壕沟情况。观察之后，他深深慨叹道：“壕沟之深，地段之广，援贼之悍，知成功良不易易也！”第二天，湘军主要干将陪同曾国藩入安庆城。一路上，迎接对不整齐划一，“备极尊荣”。曾国藩深深感动，并认为自己受宠若惊，“用为愧悚”。此时，他心中是真有“愧悚”，还是就事论事，未为可查。
胜利之后，便是朝廷的论功行赏，必为必备程序。曾国藩加赏为太子少保衔；曾国荃加布政使衔，赏赐黄马褂；曾国葆授为同知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，赏顶戴花翎。此时，病危中的胡林翼亦受重赏，加封太子太保衔（此前，他已是太子少保衔）。就情理而论，此次大胜朝廷应喜出望外。而种种变故，使得朝廷即将笼罩在一片“悲哀”与“沮丧”之中。此时，“国丧”已步临皇家宫廷之中。
小说《曾国藩传》试读结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