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辛苦了。
她这辈子都觉得赵建在外面跑业务辛苦，我在实验室“坐着”轻松。
有一年中秋节，婆婆叫了一桌亲戚吃饭。
席间她拉着赵建的手跟亲戚说：“我家建建最辛苦了，一个人撑着公司，又要见客户又要盯生产。”
然后她转头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：
“敏敏在家帮帮忙，做做后勤，也挺好的。”
帮帮忙。
做做后勤。
MR-7是我从零开始调出来的。
从第一版失败一千多次，到量产优化，到工艺改进，到后来连续拿了三个国家级产品认证。
全是我。
帮帮忙。
亲戚们冲我笑笑，举杯：“建建好福气，娶了个贤内助。”
贤内助。
不是工程师，不是研发负责人，不是技术核心。
贤内助。
发现出轨后的一个星期，我什么都没说。
每天照常去实验室，照常看数据，照常和赵建吃晚饭。
但有一天吃饭的时候，赵建的手机响了。
他看了一眼，按掉了。
婆婆说：“谁的电话呀？”
赵建说：“客户。”
我低头吃饭。
从那天起，他所有说“客户”的时候，我都不确定是不是真的。
又过了一周，我提了离婚。
赵建的第一反应不是愧疚。
他说：“离婚可以，公司的事不能乱。”
第二句话是：“你在公司接触的所有技术资料，属于公司商业机密。”
第三句话是：“净身出户，我不追究你这些年在公司报销的那些钱。”
报销的那些钱。
他说的是我买实验材料垫付后找公司报销的费用。
我十二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。
偶尔垫付的实验耗材款——最多几千块——报销回来，在他嘴里变成了“那些钱”。
好像我占了多大便宜似的。
我没跟他吵。
签了。
净身出户。
走得净净。
他以为他赢了。
4.
见钱国良之前，方莉先找到了我。
方莉是我大学同学，在一家律所做知识产权方向。
我们很多年没联系了。
离婚那天晚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只有三个字：“结束了。”
方莉第一个打电话过来。
“什么结束了？工作还是感情？”
“婚姻。”
“怎么离的？”
“净身出户。”
电话那边安静了两秒。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净身出户。房子车子公司都是他的名字。我什么都没有。”
方莉骂了一句脏话。
然后她问了一个问题。
就是这个问题，改变了一切。
“周敏，你在赵建公司了十二年——你跟公司签过劳动合同吗？”
我愣住了。
“……没有。”
“社保呢？公积金呢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工资流水呢？银行代发工资的记录？”
“没有。他从来没给我发过工资。过年给红包，现金。”
方莉又安静了几秒。
“周敏，你听我说。如果你跟公司没有劳动合同，没有社保记录，没有工资流水——在法律上，你不是这家公司的员工。”
我知道。
我当然知道。
十二年了，我一直知道。
只不过这件事在“我们是一家人”的时候不重要。
离婚了，突然重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