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版小说曾国藩传的作者是汤余，主角是曾国藩。主要讲述了：人世间，岂有一帆风顺之佳境，尤其是晚清这千疮百孔的时代，获得佳境，犹如登天。曾国藩自己也感受到，人生在世，无非就是祸福相依，命途多端。所谓“佳境”，只是一种对逆境的变通，对人生的另一种感触。此时，曾氏…
《曾国藩传》免费试读第27章 果断出军困祁门
人世间，岂有一帆风顺之佳境，尤其是晚清这千疮百孔的时代，获得佳境，犹如登天。曾国藩自己也感受到，人生在世，无非就是祸福相依，命途多端。所谓“佳境”，只是一种对逆境的变通，对人生的另一种感触。此时，曾氏已获得地方军政大权，按常理而论，应是“佳境顺理又顺心”，事实上，随湘军一路东迁，并在“图皖”与“冲苏”上进行了周祥的部署，官员们皆认为此为“顺理成章之佳境”，而随着湘军主力进驻祁门，形势并未如天下想象的那般美好，一系列的变故与斗争，由此而产生，让曾氏实实在在地转入“逆境”。
祁门为皖省之南大门，位于黄山南麓，群山之中显一宝地，即是祁门，皖赣交界处，山峦起伏，天地照应，无险而独立一方，属军事绝境。此时，曾国藩要求湘军主力进驻此地，看中的便是“此为绝境”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当时，湘军中众将士与曾国藩持不同意见，尤其是客居湘军幕府的欧阳兆熊，以及皖籍大员李鸿章皆认为，祁门为天堑之地，防守之阵亦能维持，更莫进攻。曾国藩却反驳道：“此为皖江中枢，退可精其阵，攻可锐其兵。山峦叠嶂之处，优于湘乡之云山，尚多四倍。山水之间，以逸待劳，以神待驰，兵少而可保安全，易守难攻之绝地。”以此为理由，湘军主力驻扎祁门，由此而后，湘军困难重重，不但未能为进军苏常而献一丝微薄之力，更为能排安庆攻防战之后隐。庞大的湘军置身困境之中，安庆与江北战场愈发困难。由此，湘军内部及曾国藩本人出现种种困顿。此间，皆生根于祁门。
进驻祁门，曾国藩有自己的见解，所谓“兵不厌诈”，即是一很好的理由。虽说祁门困守，但军事上却可运筹一番，彰显出曾国藩文官带兵之特征。有人说曾国藩是此次驻军，是军事思想上的保守，甚至有人说，是对胡林翼战略思想的保守，是对湘系集团获得东南权势的最好解释。从前，胡林翼要求曾国藩与自己产生东南呼应之势。
此时，随着江南大营的覆亡，湘军势力发展产生决定性变化。在此之前，东西两面战事天理清晰，西面由湘军势力全权处理，而东面则由清军主力江南大营专攻。就朝廷而论，此为上上之选，湘军受朝廷劾制，江南大营为清朝御军，两者双管于朝廷制下。此后，虽又有数军并立，而形势却始终偏向于湘军势力，上自川楚，中经赣皖，下至吴越，太平之大敌手唯湘军。在东面，江南大营与太平军展开周旋，就实力对比而论，太平军于江南一带，进攻清军如探囊取物，易如反掌。
此时，曾国藩尚无地方权柄，常常通融鄂省巡抚胡林翼，加之自己无法独立完成地方军政大权，处理东面战场受人掣肘，不敢贸然进攻吴越。随着江南战事之紧，江南大营全线奔溃，朝廷心急如焚，为稳定局势，遂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，后兼署钦差大臣，集政、军、事权于一身，可放心放胆处理地方军政大事。其管理范围西起长沙，东至齐鲁；北自陈蔡，南及蕲黄。吴越之地方官员纷纷道贺，上乘“喋血文书”，请求其为江下之地谋安宁。
地位蒸蒸日上，曾国藩自然精神百倍，现实亦和乐尊贵。现实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，湘军开始全面东驰，布展吴越之战事。曾国藩与胡林翼已是心照不宣的战略盟友。从此开始，胡林翼攻围楚皖，曾国藩经略吴越，成“双峰并立”之势。
东西两线开始显战局，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。就在湘军形成战略优势时，太平军作出重要战略部署，东线可迟缓，无太大波动，抽调大部队由东向西奔驰，解除西线之战危。可见，太平军已处于游动作战之态，湘军一时无法驾驭，只能固军自守，严阵以待。针对太平军西上的行为，湘军内部进行了讨论，有人认为，应追缴；有人认为，应放弃自守，分兵进攻……最后，曾国藩决定，乘太平军东线空虚之际，湘军可就地大有作为一番，同时，派遣一支激动灵活之军一路西上，追击东游之太平军。此战略即为一种“避实就虚，攻其必救”之策，可将太平军东回之军牵制，甚至全歼吴越之敌，复现江南之曙光，赢得天下之太平。
在新形势之下，湘军内部进行了一定的战略更新。就着太平军西上之时，湘军放弃“稳步推进”之稳策，进而形成灵活的军事部署，既顾及西线之张，又包围东线之缩，攻其必救，牵制敌人同时，确保天京战事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。曾国藩自己认为，太平天国中心是天京，坚持围攻天京，太平军必手忙脚乱，若分兵散勇，必中其计。坚守与灵活并用，实为上上策。两者之间，唯不厌不弃，左右周旋，“适度”而已。
面对驰西线，固东线的战略，曾国藩始终未跳出一个框框，那就是“保守”。他企图维持江南大营覆亡之前的状态，坚持原定方针。实施这一庞大的计划，需要强有力的后勤保障。为此，曾国藩未有明确的腹案。胡林翼观览其战略计划之后，很不以为然，认为此乃务虚之举，并表示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变通。他认为，由三省合防而后谋吴越，一年之内无法完成任务；若舍三省而先去吴越，吴已失，不可救，而楚亦会继失，此亦万全之举。就目前之军情而论，抽调大军西上，不仅无益于吴，更有损楚之须。若要实施作战计划，就需要扩充分军队，招兵买马，征集饷粮，增制器械，甚至要求甄选一员可胜任目前军事行动之高才。
胡林翼认真分析，并给出具体军事布局，要求军事规模和数量。他认为，除原有军将抽调一部分之外，需再归乡野，招兵四万人。他还提出，如此庞大的军队，必不可少之须是军饷供应。胡林翼要求曾国藩，赴任之后，必牢牢控制两江财政大权，以扩充军事。同时，东驰之军须控制江南富庶之地之财权，为军队打仗做后勤上的最大支持。此时，湘军已于江下创建淮扬水师，其目的就是控制米盐要地。兵员渐渐增加，而将帅问题又呈现在眼前。胡林翼胸有陈竹，向朝廷推荐了左宗棠、沈葆桢、李元度、刘蓉、李鸿章、李翰章等人，即为一军之帅，或为一军之要缺。此军事计划很是周密，一步步地推进。事关重大，步步为营，自然水到渠成。要想成功，只能执行，坚持，绝非一蹴而就之寸功可成。
俩人同属湘军将帅级人物，观察问题的方式与角度大相径庭，此因颇多。综合而论，即是曾国藩与胡林翼所处政治环境，个人境遇，以及心理特征和仕途节操不无关系。胡林翼的计划更操恢弘，以气致胜，干净利落；曾国藩的计划操大义于其中，更拘囿于援，稳重持节，儒风威廪。多年来，曾国藩以儒学大师标榜自己，天下太平，皇恩浩荡，使其官气甚浓，宾臣主奴之礼犹在。就仕途而论，曾国藩境遇艰难，百官摒弃，步履艰难。因此，他对“隐忍”致中有一套认识，做事慎重。而胡林翼却是仕途得意，顺风顺水，刚强无隐，军事上“奋然果决，自行其保境卫民之志”。胡林翼不潜学问，更不论“阴阳之说”。胡林翼认为军事“本无完全之策”，主张“算到五六分，便须放胆放手”，常以莽撞之气示人。此时，胡林翼主张计划政策，亦为一种对胜利的把握，而曾国藩的隐忍之术，为其后来的战事付出惨痛代价。
湘军主力全线赴祁门。此次，曾国藩自带部队唯“宿松马、步各营，及由安庆拨来之记名总兵朱品隆、副将唐义训两军，合共四千余人”。鲍超之霆字营亦在迁帐之列，但纾途较远，近乎不应。鲍超本人，更是休假于川，并急速奔驰赴祁门归命。驻扎于湖南郴州之张运兰军应调将于五月下旬拔营，苦于地方战事吃紧，行期酌缓，此情可原。其时，获襄办湘军军务的左宗棠，受命征集五千兵勇，一直在执行。浙江李元度回湘招募新勇，已被曾国藩调至皖南，所部与左宗棠新募之勇，按计划“须七八月间陆续前来”祁门。此时，祁门湘军实力单薄，无法与敌人展开正面战争，只能唯唯诺诺地据守于祁门险要。
八月份，太平军攻打宁国，宣告成功，清军守将周天寿战死。之后，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拥兵四万，攻入广德，下徽州，祁门大营东侧受到严重军事威胁。情急之下，曾国藩欲自率军抵抗。行动之前，他下令周天寿外出勘察地形，周密观测之后，周天寿称：“此地，与太平军决战，非两万军力不可敌。”祁门大营无此军力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下令刚入祁门的李元度抵抗太平军，固守徽州。
之所以让李元度出战此役，主要是因其实力坚固，更重要的是，李元度与曾国藩交情甚厚，甚至被世人称为“莫逆之交”。当年，李元度因丧父治家而在家中守孝之际，曾国藩就表现出特殊的关怀，数次致书于其家中，对老母问寒问暖，表达感激，传达真情。其中有此云云：“次青于我情谊之厚，始终不渝。岳州之败，星驰来赴。靖港之挫，从人皆散，次青追随残躯，不离左右，出则呜咽鸣愤，入则强颜相慰。浔郡（九江）之败，次青耻之，恨贴身尚无劲旅，亟欲招勇，自行训练，以护卫国藩之身。斯二者，皆国藩所镂骨铭心者也。”
后来，给李元度的书信中，曾国藩则道出两情相好，愿修永世之情，提出“三不忘”，乃至“六不忘”。在此基础之上，曾国藩还提出与李元度结亲依婚之请。当时，李元度有三子，前两子已订婚，第三子待婚。曾国藩要求，以曾国荃的次女许之。根据实际情况，曾国荃次女与李元度三子年龄相差颇大，终未议成。直到曾国藩去世之后，其孙曾广铨与李元度之女成亲。当时，曾国藩已经将亲事做妥，事后与其弟曾国荃商量，称事已妥当，不必更改，并表达了自己与李元度之间的深厚友谊，曾国荃寻意，也开始了与李元度之间的交亲关系。
李元度与曾国藩的关系密切，甚至是交亲。对于整个湘军集团而论，李元度成为各方争夺利用的对象。在胡林翼眼中，李元度是湘军军事布局中重要的一枚棋子，是湘军集团的重要组成部队。因此，在曾国藩复出之前，已升至道元级别李元度部被湘系军僚们调赴浙江，以作为胡林翼湘军向它省渗透的先头。此时，浙江方面即伸出友谊之手，可为其于浙江常住提供种种方便，企图要求他脱离湘军集团。胡林翼得知消息之后，震怒不已，认为李元度是湘军干将，又是势力伸张的棋子，怎可轻易放弃，曾国藩等人也深有同感，而李元度本人，却未意识到此间厉害关系，认为自己只是在行军打仗，为国家谋福祉，为天下人谋太平，并着意向浙江方面靠拢。就在此时，曾国藩生出一计，调任李元度为温处道至皖南道，将他控制在湘军集团可控制的范围之内。
此时，李元度统三千员，须于八月上旬赶抵祁门。大军刚到，尚未立营，前面即传来宁国陷落，徽州吃紧之战危。遂即，李元度被曾国藩调往徽州进行军事防范。临时调兵，临时迎战，李元度三千兵勇火速前进，抵达时，太平军士气正盛，军力强大。纵使李元度有三头六臂，也无法挽回败局。经过简单的战斗，几天之内太平军即攻陷徽州，湘军溃败。
徽州陷落，曾国藩震惊不已。之后几天，他一直未有李元度之下落，或有人说其阵亡，或有人说他败走，或有人称此人已自杀。曾国藩整日忧心忡忡，并表示自己“凄咽”之痛。经过多方打探，决定李元度尚在人间，并逃出战境，游走于“浙江衢州、江西广信等处”，不愿归营复命，其走之乱，实属湘军人物罕见。曾国藩义愤填膺，表示要以厉法相加。湘军上下议论纷纷，此时，李元度自己所带之平江勇中人也开始破口大骂：“此次平江勇之可恶，实出情理之外！”
曾国藩信誓旦旦地表示：“此次事端，非同小可，吾辈自当全力上奏，弹劾李元度，示湘军之威严，显朝廷之恩重，天下之公道。”李元度自己怎么想呢？事实上，他是个书生架子，对军事更是不甚了了，此次军败，实属文人带兵缺憾之典型。事前唯唯诺诺，事中由于寡断，事后，惊慌失措，不负责任，等等，是其显著特点。此时，曾国藩更认为李元度军败，是不听号令之诱，若不惩治，将来湘军无法全立。而这似乎又是一种“小节”上的弹劾。因为，曾国藩的战略部署将李元度兵力分散，注定其在皖南无法全立。徽州失守，祁门危在旦夕，
后来，胡林翼给曾国藩书信时，曾认为曾氏待事不谨，完事不慎，甚至认为他的战略部署导致李元度军败，祁门显露于敌军眼前；认为曾国藩未作长远打算，注重防守，不愿进攻的弊病；甚至认为，若曾氏不改变此作战风格，将来必会吃更大苦头。湘军上下都明白此点，各个为李元度说情；再者，李元度与曾国藩私交甚密，为之说情者络绎不绝，一说保全李元度性命，一说保全曾、李之间的深情厚谊。
当时，；李鸿章对事情了解得非常透彻。他认为，祁门天险之地，攻守皆无优势，曾要求曾国藩早日移军，以防不患。曾国藩固执己见，认为自己是选择了军事重镇，必能在此大有作为。若同辈下僚不同从，便是胆小怕事，可各自归去。李元度败军，后又得知其逃逸于军阵之中，于是，曾国藩决定奏疏朝廷，弹劾其人。
此时，拟定奏稿为李鸿章职属之责。得到指令之后，李鸿章很是惊恐，便拉上一个同僚前往曾府理论。曾国藩依然食古不化，坚持己见。李鸿章愤而对曰：“果必奏劾，门生不敢拟稿。”曾国藩气急败坏地道：“我自属稿。”李鸿章一挥手道：“若此，门生亦将告辞，不能留侍矣。”曾国藩气得僵直，木然自立，大声地道：“听君之便。”李鸿章得理不饶人，恨恨地言了一眼曾国藩，拂袖而去。几天之后，李鸿章果真离开了曾府幕僚。
李鸿章不拟奏文，曾国藩气急败坏，自己亲自拟定，果真参劾了李元度。称李元度不敬忠职守，违抗命令，自己为阵，不拘囿于大局，刚愎自用，无听调度，等等。战败之前，李元度不愿坚守，不待援兵，实属兵家之大忌。因此，曾国藩竭力弹劾，要求朝廷对其定罪问过，革职查办。至于不听“劝戒”，曾国藩认真详述，有理有据，很有说服力；而“革职查办”，是哦处于公事公办，丝毫无有情面。
此参劾之要，是群臣商量，劝勉之后的结果。曾国藩自己也认为，此乃对李元度的仁慈之举，非定罪量刑，因大家同情，惜爱，重视李元度，此亦为一种人情。此案完成于九月十六日，而之前两日，即当月十四日，曾国藩在日记中有云：“中饭后，作梅写一说帖，极言劾次青折不宜太重。旋请之面谈，渠复再三婉陈，因将奏稿中删去数句。”
此时，李元度依然未贵军阵，祁门大营中与往常一样。祁门险要，虽无巨泰，却可以守为攻。今徽州陷落，次青不归来，将军事于不顾，必为湘人是痛惜，军法之枉佞也。曾国藩愤怒，下令参劾，李鸿章力阻之，两人争执，旋即矛盾，情谊缺裂，恩断有时。李元度得知之后，怕曾国藩严惩，又对曾国藩产生不满情绪。由此，他便恣意放任起来，私下将败军之聚拢，后擅取了剩下的军饷，径直向老家湖南奔驰而去。
同一折中，曾国藩痛心参劾李元度，其中，还提及另一人，并深深褒扬，此人便是周天受。曾国藩要求朝廷褒奖此人，称“周天受坚守七十余日，援尽粮绝，军民爱戴，城破身殉，大节凛然”。其后，又述及周天受两个胞弟，亦以身殉职。周天培，去年于江南殉职；周天孚本年七月十六日于金坛殉职，一心守城，忠肝义胆，宁死不屈，贞节凌然。最后，曾国藩要求朝廷为其家建立庙祠，以保忠义而扬国之风骨。
其实，周天受非湘军人物，而生前只是曾国藩幕下一员将领。曾国藩竭力褒扬周天受，而压制李元度，实可见其人秉公办事，不为私动之风貌。但后来，有人认为曾国藩此举是为自己开脱，并将自己战略上的失败全然依嫁于李元度军败之上。此即是一种政治帷幄之谋术。
朝廷将李元度革职，曾国藩是策划者。因此，俩人之间交恶，不言而喻。曾国藩这次参劾，还导致日后又有参劾，使得俩人关系置于水火。认真思考，酌情酝酿之后，曾国藩发现自己有过激之处，导致人际关系失衡，心中有所忏悔。后来，曾氏一反常态，在皇帝面前直言诤谏，称李元度为大才，干将，在此用人之际，应努力提拔，培养。一个典型的修好例子是：同治八年（公元1869年）三月，曾国藩亲手为李元度的著作《国朝先正事略》作序。其中称，为次青之能者，皆因徽州之败，吾辈参劾，实属过激。而次青颇好文学，属军中一星，可钦可叹，而军事之要，于书本之外。因此，次青当苦修兵法，不误战机。
此时，李元度已是“按察使”，相当于今天的“副省长”，可以如日中天。曾国藩要求其人要苦心研修，以文学为人生修围之快事，实属难得。军务繁忙之际，能“下笔千言”，稀罕之事也，可钦可佩。从李元度身上，可将湘军治军的形式窥见一斑。“文墨挥洒，均从相接”，此为湘军集团之突出特点，尤以曾国藩为表率。
在祁门大营，曾国藩不但弹劾了李元度，更与李鸿章决裂。孤家寡人的曾国藩常常受到上下官员的非议，可谓困难重重。在此情况之下，曾国藩显得孤单，行为上一意孤行，处于众叛亲离的状态。在人员安排上，曾国藩愈发困难。此次，他依从胡林翼、左宗棠的建议，免左宗棠赴四川而停留其麾下之事。此时，曾国藩的气场才稍微好一些。
五月中旬，清廷下令东纯前往署理四川总督，接办军务，由曾国藩统筹调度。很快，议题出现了，即派左宗棠入川督办军务，是否能独当一面，于大局有无裨益？此为钦差任命，话题变得更重要。之后，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复函中，认真的分析了形势。
在书信中，曾国藩称自己“三谋（为国、为鄂、为左）公忠”而非“自谋（为自己）私忠”的节操，大加议论。左宗棠自己得到消息之后，认为入川是件艰苦而复杂的事，蜀中已兵荒马乱，商贾窜逃，门市冷淡。内有滇匪、啯匪起讧，外有石达开虎视眈眈，自己权势微弱，无法调动军民之心，何谈建功立业，为朝廷谋太平？蜀国地形复杂，调兵，运粮，筹饷困难重重，无孚众望，恐难进行。此时，一向狂妄自大的左宗棠也不得不小心谨慎，唯唯诺诺起来。蜀地官宦关系复杂，稍不小心，恐遭弹劾。最后，左宗棠提出：“今选募五千，自为统带，譬如乡居富人弃农学贾，起手即开大店，生意虽好做，恐不免折阅之虞，更何敢独入属中，仰鼻息于他人乎？”多重考虑，左宗棠实不敢出川号令军队。
胡林翼认真分析，也认为左宗棠不宜出兵入川。左宗棠其人高傲自大，常常自我行事。胡林翼称，其人“名望浅”，“气类孤”，更不必去川省这个官宦气小，佞人层出的地方办理军务。左宗棠必会招致种种嫉恨，甚至是打压。“官作乱于上，民思乱于下”，凭左宗棠的性格，必不能入类，产生严重后果。凡此种种，胡林翼竭力要求左宗棠留任曾国藩麾下。为此，曾国藩也表示认同，称此事左宗棠必不可为，唯留皖省，图军务威慑上策。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官文等磋商之后，力谏朝廷，留任左宗棠于皖省作战。
奏折中称，左宗棠确能抵挡一面，而其言辞过激，自我行事，常常遭陌生人非议。此时，左宗棠已招募五千勇兵，正按原计划向东潜行。今若改东下为西进，必影响东南大局，为曾国藩损失一员大将。因此，皖南之占据很难控制，甚至会带来失败等不堪想象之结果。再者，左宗棠孤军入川，人生地不熟，必有强大阻力，军事意图一时间无法实现，甚至会“逆势”。此番全面而深刻的解释，迫使朝廷不得不做出左宗棠留驻曾国藩麾下的指令。
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左宗棠的留任让曾国藩大营获得了起死回生的机会。十月间，太平军攻打羊栈岭，甚至攻陷黔县，其先锋部队挺近祁东乡，距曾国藩大营仅十里之遥。此时，太平军开始了第二次西征。其主要目标是湖北，而在皖省战场上，太平军各部也大展雄风，一时之间，攻城略地，所向无敌，甚至将祁门包围，形成三面夹击之势。唯一能通向后方的是西南面的景德镇一路，也是湘军的唯一生存补给线。
左宗棠即为此线守将。十月末，左宗棠曾奔赴祁门，与曾国藩商讨军事，然后归营组织战斗。在左宗棠眼里，此时的祁门已是“是时环祁门无安土，屯军皆敛兵自守”，战斗之惨烈，可窥见一斑。左宗棠部成为曾国藩军的唯一后卫，是保全湘军生存的唯一生路。一边扼守景德镇，左宗棠一边与鲍超霆字营联合，于咸丰十一年（公元1861年）正月间攻打了退至洋塘的太平军，大获全胜，形势开始发生一定转机。
曾国藩感动不已，遂向朝廷奏报，称“其时臣在祁门，三面皆贼，仅留景德镇一线之路以通接济”。最后，曾国藩提出，“赖左宗棠之谋、鲍超之勇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用能大挫凶锋，化险为夷，洵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”。
此时，真正的“化险为夷”不可真说，因为，之后的战事中，曾国藩困难重重，甚至产生绝望。二月底，太平军攻克景德镇，使皖南曾国藩军断绝粮草。此时，曾国藩正部署攻打徽州，取道徽州西南面的休宁为另辟粮草补给线。三月上、中旬，湘军分别两次进攻徽州，皆大败。三月二十四日，曾国藩将战况完整地向朝廷奏疏一番，称徽州之贼逆，两三万人，而真正的精兵强将不过数千人，可一鼓作气，将其拿下，苦于战机不适，未能如愿，致败北。事实上，湘军惨败，而未于奏疏上详陈。曾国藩认为，若能攻克徽州，祁门、黔县、休宁可接济粮草；不能克徽州，则此三县必不保。为此，他夜不成寐，口苦舌燥，心神不宁，“殆不知生之可乐，死之可悲也”。此段分析，是三月初五日，徽州尚未攻打，憧憬希翼之际。
惨败消息传来之后，曾国藩顿生绝望，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，称“士气日耗，贼氛日长”。捶胸顿足之间，曾国藩苦痛地哀嚎着，并于当月十三日书信给儿子曾纪泽，称自己将永诀于世，为最后一战做准备。
困守祁门之际，湘军进攻徽州，惨败。之后，祁门四面被太平军截断，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此间，曾国藩常常悬剑于卧室之中，若有真不测，即可寻短而去。更可怕的是，曾氏不只一次地立下遗嘱，为自己后事做准备。事情过后，曾国藩回味，依然觉得惊心动魄，心有余悸，甚至是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面浮露在曾国藩脑海中。他自称，休宁失守，徽州陷落，湘军已入绝境，祁门四周竟十万敌军围攻，更番互进，扼其粮草，每日苦战，无路不梗。三省官员惊愕不已，粮饷断绝，大局已逝，再无幸全之望。
在湘军内外，甚至有人传言曾国藩已阵亡殉国。当时，中国第一位留美大学毕业生容闳，同治二年（公元1863年）进入曾国藩幕府，通过与之相好的一位朋友书信往来，渐渐对湘军集团产生好感。之后，他在好友的信中得知，曾国藩已顺利从祁门出险。此时，容闳很是疑惑地想：“当时听说曾帅已于徽州之战中阵亡，看来传闻失实？”事实上，曾国藩并未如别人认为的，战死了，而是困险于祁门。
一波三折，一击掀起千层浪。祁门，是曾国藩的伤心地，是湘军的苦难所。在严峻的形势下，曾国藩不得不承认自己“祁门用兵”之憾。之后，他上奏朝廷，说明利害关系，并要求湘军移驻东流——祁门西北方一块地方，濒临长江。此为二月上旬之事。及至三月二十六日，曾国藩部五百人自祁门缓缓向东流而行，祁门留少量军力镇守。二十四日，曾国藩再疏奏折，将皖省沿江战事与太平军攻防情况通述一便，让朝廷充分认识到皖省战略形势。
此折，一扫先前夸饰进谏之辞，务求真实，客观之理，将皖省形势分析得透彻，清晰，涉及双方各部队的布防，战事时间、地点、胜负结局等情况。未有一言之虚。仅东南而论，安徽、江西、浙江已成为湘军战局中的“系统”。曾国藩指出，湘军之所以会挣脱虎口，除具体战事之外，与太平军的整个作战部署，以及全局性的把握上的一定失误有很大关系。由此，湘军才能自全，流驻东流，摆脱了治军以来湘军最窘困的局面。此后，湘军开始主攻天京周围，在皖省获得一定战略优势，走向了另一个辉煌。
小说《曾国藩传》试读结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