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四年，夏末。
蝉鸣撕扯着最后的暑气，一声接一声，缠得人心头发紧。院子里的枇杷树叶耷拉着，蒙着一层灰扑扑的尘。空气是黏稠的，带着南方特有的、化不开的湿热，裹在身上，像一层蜕不掉的旧皮囊。我坐在靠窗的椅子上，手里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，扇出来的风也是热的，解救不了半分焦渴。眼睛望着窗外，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，只在等，等一个判决，或者说，等一救命的稻草。
脚步声终于在回廊上响起，是邮差。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，几乎能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。我像被弹簧弹起，几乎是冲下了楼梯。我一把抓起那个深蓝色的信封。那信封，是一种沉静的、近乎墨色的蓝，上面烫金的“沪江大学”四个字和那枚小小的校徽，在昏暗的光线下，微微闪着光。我捏在手里，竟觉得沉甸甸的，压得手腕都有些发酸。
然而，这分量里，大半是苦涩的遗憾。手指摩挲着光滑的信封表面，几个月前的场景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北平，清华园。那是我做了多少年的梦。为了那个梦，我熬了多少个夜晚，熬得我眼睛发酸，手指被毛笔磨出了薄茧。考场之上，看着那些试题，原以为成竹在，却不料还是棋差一着。放榜那，北平的天空是那种很高很远的蓝，阳光明晃晃的，刺得人眼睛生疼。我从头到尾，反反复复看了三遍，红纸黑字，密密麻麻，终究没有找到那个属于我的名字。周围是旁人的狂喜或唏嘘，于我，却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。那场做了许久的、离家的梦，如同一个被吹得过于膨胀的肥皂泡，在北方那种爽利落的艳阳里，“啪”地一声，碎裂得无影无踪，连一丝湿润的痕迹都没能留下。
“沪江大学，Admission Notice，工商管理系……”我展开通知书，低声念着上面的字眼，声音涩。这是上海这边新设立的学系，报纸上说，是为了顺应时势，培养懂得西式经营的新型商业人才。它像一及时抛下的绳索，将我从落榜的失意与那几乎要将人吞噬的无尽自责中，暂时地、摇晃晃地打捞起来。至少，我还有书可读，有学可上，不至于在这里，和失了心智的父亲以及他的新太太共处一室。这念头，带着些许自我安慰的侥幸，更多的，却是一种认命后的无力。
晚饭时，我将这消息告知了父亲。他正坐在长桌的那一头，面前摊开着当的《申报》，几乎将他的上半身完全遮住。闻言，他只是从报纸后略抬了抬眼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不到一瞬，便又落回到铅字上，不置可否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知晓了。那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喜悦，甚至连一点惊讶也无，平淡得像是在听一句“今天天气不好”的闲谈。我早知道会是如此。自从他新娶了那位时髦的、会弹钢琴的“新太太”之后，我这个不喜欢的原配所出的女儿，在他眼里，便愈发像个碍眼的影子，不配，也不值得他多费半点心思。他的全部精神，如今都系在他的新生意，以及那位能给他带来“新气象”的太太身上。
学费是不菲的。通知书附着的缴费单上，那个数字像一只冰冷的眼睛，嘲弄地看着我。指望父亲是无用的。我捏着那张轻飘飘又重逾千斤的纸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向位于庄园东侧最角落的账房。那里，常年弥漫着一股旧账簿、墨锭和淡淡霉味混合的气息，是这座华丽宅邸里，掌管着最实际权力，也最能看清世态炎凉的地方。
账房里，管事的老茅耷拉着一脸横肉，正埋首在厚厚的账本后，一副老花镜滑到了鼻尖，粗短的手指飞快地拨弄着算盘珠，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，在这寂静的午后显得格外刺耳。听闻我的来意，他停下动作，算盘声戛然而止。他从镜片上方抬起眼皮，那双眼白多于眼黑的三角眼慢悠悠地，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，扫了一眼我递过去的通知书和缴费单。
“哟，大孙小姐要念大学了，还是上海的好学堂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光耀门楣啊。”他声音瘪，话语像是晒透了的豆荚，听起来客气，内里却空荡荡的，没有半分真情实感。“不过，”他话锋一转，手指在摊开的账簿上轻轻敲点着，那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收支数字，“这学费……数目不小。老爷他知道吗？”
“我自会去告诉爷爷。”我耐着性子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
“哦——”老茅头拖长了音调，那声音在狭窄的账房里回荡，带着一丝显而易见的刁难，“老太爷自然是疼您的。只是……大孙小姐您有所不知啊，眼下时节不好，账上银子走动正紧，好几笔款子还没收回来。各处开销又大，新太太前几才支了一笔钱添置首饰……要不，您再宽限几，等款子回来了，我第一个给您预备上？”
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像是一块石头，直直地坠入了冰窖。这哪里是银钱紧张，分明是看人下菜碟。母亲被赶走，我又是女儿身，在他这等势利小人眼里，自然是可以随意敷衍、任意拿捏的软柿子。一股火气“噌”地冲上头顶，烧得我耳发烫，几乎要按捺不住，想将这满屋的账簿掀个底朝天。但我死死攥紧了手心，指甲深深掐进肉里。痛感让我清醒。与一个账房争执，撕破脸皮，除了徒惹笑话，还能有什么结果？
我没有再多费一句唇舌，仿佛多停留一刻都是对自己的侮辱。我一把抓回那张缴费单，转身就走。脚步声在空旷的回廊里踏得格外响亮，一步一声，敲打着我心里的决绝。我没有回自己的房间，也没有去找那名义上的父亲，而是径直朝着庄园最深处、爷爷居住的独栋洋房走去。那是这座大宅里，我最后，也是唯一可能寻到的依仗。
爷爷的屋子总是安静的，带着一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疏离感。他正坐在躺椅里，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杯清茶，冒着袅袅的热气。老式的收音机里，正咿咿呀呀地唱着京剧《霸王别姬》，那婉转的调子，给这闷热的午后平添了几分不真实的悠远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没有哭诉，也没有告状，只是将那张已经被我捏得有些发皱的录取通知书和缴费单，轻轻地、平整地放在他手边的茶几上。
爷爷微微睁开了眼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那两张纸。他没有立即说话，只是伸手，关掉了聒噪的收音机。世界骤然安静下来，只剩下窗外那不知疲倦的蝉鸣。他拿起通知书，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，看得十分仔细。半晌，他放下纸张，取下眼镜，抬眼看我。他的目光是平静的，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浑浊，却又深邃得能看透人心。
“想好了？”他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上海滩，花花世界。这个工商管理，听说是学做生意的。女孩子家……抛头露面，与铜臭为伍，未必是条轻松的路。”
“爷爷，”我打断他，声音因为压抑着激动而微微发颤，像绷紧的琴弦，“清华我没考上，是我自己没本事，我认。但沪江也是正经的好学校，这个专业，更是如今时代的流。我不想……我不想一辈子就困在这里，重复我娘的老路……”后面的话，像一块硬邦邦的石头，死死哽在喉头，又酸又涩。我想起母亲那双益黯淡的眼睛，想起她临走前抓着我的手，那冰凉的触感。我不能像她一样。
爷爷沉默了。他不再看我，目光投向窗外。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，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深壑，里面填满了过往的风霜与这个家族沉重的历史。他或许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离家求学、白手起家的艰辛，或许是想起了这个家族表面光鲜、内里却已渐显沉闷与腐朽的暮气。他深知我父亲的行事凉薄，也完全明白账房老茅头那点龌龊的、跟红顶白的心思。这个家，是需要他这老头子，来勉强维系一点起码的体面与公正的。
时间一点点流逝，那沉默几乎要将我吞噬。终于，他缓缓地站了起来。他只说了一个字，清晰而简短：“走。”
我心中一凛，立刻跟上。爷爷走得步子不算快，却异常沉稳。我跟在他身后半步的距离，看着他依然硬朗的、依然能撑起一片天空的背影，眼眶一阵发热。
我们再次回到那间令人窒息的账房。老茅头正翘着脚，悠闲地呷着茶，看见去而复返的我，脸上刚露出一丝惯常的、带着轻蔑的不耐烦，但下一秒，他的目光就越过我，看到了我身后的爷爷。他像是被滚水烫到一般，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脸上那点悠闲瞬间被惊惶取代，随即又堆满了谄媚的、近乎卑微的笑容。
“老……老太爷！您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这大热天的，您有什么吩咐，让佣人们传个话不就得了！”他手足无措地站着，额头上瞬间就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。
爷爷没理会他那套虚伪的客套，甚至没有坐下。他直接用手杖，笃笃地点了点放在桌上的那张通知书和缴费单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“大孙小姐的学费，还有一应生活用度，笔墨纸砚，四季衣裳，按最高份例，立刻支取。”
老茅头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了，颜色变了几变，从煞白到通红，最后只剩下惶恐。他腰弯得更低了，连声应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！老太爷，我明白，我这就办，这就办！”他几乎是扑到保险柜前，手抖得试了几次才对准钥匙，打开柜门，取出几封用牛皮纸封好的银元和一叠纸币，放在桌上，手指颤抖着开始点算。
爷爷就站在那里，一言不发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他没有催促，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。他那并不高大的身躯，此刻却像一棵历经风雨的老松，扎在地，为我这片无依的浮萍，硬生生撑起了一片可以喘息、可以挺直腰杆的天空。那一刻，我鼻腔酸涩得厉害，视线迅速模糊。不是委屈，而是一种复杂的、汹涌澎湃的情绪，混合着对爷爷深深的感激，对这个家庭凉薄常态的心酸，以及一股破土而出的、必须要争一口气的强烈决心。
钱款很快清点妥当，厚厚的一沓，除了精确的学费，还有远超我预期的生活费用。爷爷走上前，用粗糙的手指拨弄了一下那叠钱，点了点头，目光转向我，那目光里似乎多了些什么，是期许，也是沉重的托付：“去了，就好好念。姚家的孙女，不输于人。”
“谢谢爷爷。”我低下头，深深地、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声音哽咽，几乎不成调。这一躬，谢的不只是这救急的学费，更是谢他在这令人窒息的家庭里，给了我一丝难得的公道和温暖。
我仔细地将钱和通知书收好，放进随身带着的布包里。走出账房时，已是黄昏。夕阳正以一种决绝的姿态燃烧着西边的天空，绚烂的晚霞将云彩染成了橘红、瑰紫，一层一层，铺陈开来，壮烈得惊心动魄。那光芒穿过廊檐，将柱子、栏杆和我的影子，都在青石板上拉得老长，仿佛在指引着一条通往远方的、未知的道路。
我握紧了手里的布包，那份曾经让我感到苦涩和无奈的沉重，此刻，在夕阳的余晖里，已悄然转化为了支撑我前行的、坚实的力量。风从廊下穿过，带着一丝傍晚的凉意，吹拂着我滚烫的脸颊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将告别这片承载着我太多压抑记忆的姚公馆，走向那个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的纷繁世界。路，就在脚下，而我，必须走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