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怀孕了。
验孕棒两条杠。我坐在卫生间的马桶盖上，看了三分钟。
然后笑了。
那是我二十六岁，结婚两年。我想要一个孩子。我想了很久了。
赵建军回来的时候，我把验孕棒放在桌上。
他拿起来。
看了一眼。
没有笑。
“现在要孩子不合适。”他说。
我愣了。
“房贷刚开始还，你这工资一停，家里撑不住。”
他算了一笔账。房贷四千三，物业水电一千多，常开销三千，如果我停工——
“至少缺五千块的口子。”
他说得很认真。
“等两年，等我业务稳定了，再要。”
我没说话。
他坐到我旁边，拉住我的手。
“敏敏，我也想要这个孩子。但是现在不行。你看我们的存折，总共就三万多。生个孩子前前后后得花几万。你歇几个月，这几个月的房贷谁还？”
他每个数字都说得很清楚。
我反驳不了。
约了手术。一个工作的上午。
赵建军说那天有个要验收，走不开。
他说他请了他妈来陪我。
他妈没来。
打电话过去，他妈说腰疼，去不了。
我一个人去的。
签字。换衣服。上手术台。
手术做了二十分钟。
出来的时候，腿软。护士扶我到休息区坐着。
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个女孩，她妈妈坐在边上，剥橘子喂她。
我翻了一下手机。
赵建军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手术完了吗？我下午两点前忙，完了给你打电话。”
我回：“完了。”
下午两点。他没打。
三点也没打。
四点，我自己坐公交回家了。
到家开门，客厅是暗的。
我把手术服洗了。上面有血。
洗完晾在阳台上。
做了一碗面条。吃了半碗。
把碗洗了。
坐在沙发上。
电视没开。
外面在下雨。
赵建军晚上九点回来。进门的时候很轻，好像怕吵到我。
“你还没睡？”
“嗯。”
他看了我一眼。
“脸色不好，早点睡。”
然后去洗澡了。
我坐在沙发上。雨还在下。
第二天早上他出差了。说是去安城的一个工地。
安城。
他提了一个行李箱走的。不是平时出差带的那个双肩包。是行李箱。
我当时没觉得奇怪。
现在觉得了。
那天是2010年10月16号。
我流掉孩子的子。
他去安城的子。
他后来跟我说那个了半个月才回来。
我一个人在家待了半个月。
那半个月，我每天做饭、洗衣、上班。
没有一个人问过我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我也没告诉任何人。
流产的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四年……每年十月十六号，我会去楼下花店买一束白色的雏菊。
回来放在阳台上。
阳台上有风。花瓣掉了就扫掉。
十五年了。
从来没有人问过那束花是给谁的。
赵建军不知道。
或者他知道，但他不提。
他在那个十月十六号之后的某一天——
也许十一天之后——
在安城的某个医院里，抱起了另一个孩子。
我的孩子死了。
他的孩子活了。